鄭明杉
明眼看名商
科技的沖擊以及市場的驟變，令許多傳統行業不得不面對轉型，且聽聽本地出版業兩對知名的夫妻檔如何臥薪嘗膽，以多元化的發展應對重重挑戰，持續擦亮自己的品牌。
世界科技主席潘國駒：用暢銷書“養活”冷門書
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一年出版多達五六百本新書，以及上百種學術期刊，全世界有近30萬家研究院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都是世界科技出版社的訂戶。
出版是知識的傳遞、傳播，新加坡不少優秀學者、知名文人對出版雖有興趣，但畢竟新加坡市場太小、難展拳腳。
世界科技主席潘國駒教授指出，長期以來新加坡是東西方文化交彙處，向來不缺人文荟萃、科研論文、政經評論和文藝佳作，獨缺的是本地市場。出版業要突破就要開拓海外市場，定位一定要十分明確、准確，世界科技出版社就是專門編印、發行英文科技叢書的出版集團。
今日，世界科技出版社穩居亞太科技出版業的龍頭老大。潘國駒和太太廖雪娜1981年成立公司時，亞洲的英文科技出版可說是一片空白。經濟蓄勢待發的新加坡雖是“四小龍”之一，科技研究仍遠落歐美，當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物理系教學的潘國駒，曾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者楊振甯教授和薩拉姆（Abdus Salam）教授交流意見，深深感歎亞洲科技雖已有長足進展，可是區域內卻沒有一家高水平、足以和歐美並駕齊驅的國際科技出版社，潘國駒因而看好科技出版事業的發展潛能。
一開始，潘氏夫婦就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廖雪娜回憶說：“我們把裕廊的中等入息公寓（HUDC）抵押給銀行，取得20萬元的貸款，先在廈門街舊屋找到小店面，半年後才搬到小坡書城，員工五人。”
在書城剛站穩腳步，新加坡陷入建國以來首個經濟衰退。潘國駒表示，經濟雖然起起落落，公司始終沒有受影響，業務一直平穩增長，主要原因是公司采取按部就班的業務方針，經濟向好時，我們就掌握市場的脈搏，及時加快發展腳步。我們不能確保出版的每本書都能賺錢，即使是虧錢的也會設法減到最少，以暢銷書“養活”一些冷門書，這不失兩全其美的經營之道。
他強調：“能賣的好書一定要有精彩的內容、高水平的論點、獨具的想法，能跨過時代和區域，因此一本書的選題務必要快、要准，找到讀者和市場所感興趣的賣點。在作者執筆之前，我們的團隊會和他進行多次的討論，研究哪些是最能吸引讀者的切入點，這方面就需要時時創新、突破。”
SG50叢書是“對國家的敬意”
近兩年來，世界科技的兩本最暢銷英文新書是新加坡前公務員首長、政府投資公司（GIC）總裁林祥源的《怎樣當領導》，以及前外交部長楊榮文的《榕樹下的沉思》，前者的銷量近四萬本，令市場驚歎。去年，新加坡歡慶建國50年，世界科技出版的“SG50”系列，推出四種語文25冊叢書，中文書計有四冊。
潘國駒直言：“出版這類叢書志不在盈利，而是對國家的敬意，是一份獻禮，不過要找最適合的專人執筆、說服最好的人選編輯的確是個考驗，成功出版這套叢書證明我們的人脈和實力，大家都樂意和我們合作，共同記錄國家的發展之路、成功之道，有回顧、有展望，意義深遠，不能以盈虧衡量得失。”
世界科技出版社的成功秘訣就是以專人編著專書，在出版業明確市場定位，樹立自己的獨特品牌、建立卓越行業信譽。
1991年，世界科技獲得瑞典諾貝爾基金會的授權，在全球範圍內獨家出版發行自1901年以來諾貝爾獎得主的生平及演講文集，並成爲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著作的主要出版機構。
1996年，世界科技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科技圖書和期刊。近年來，世界科技又陸續與在以色列創立的沃爾夫獎（Ricardo Wolf），以及2002年在香港創立的邵逸夫獎簽訂合約，爲得獎人出版專著。
世界科技以新加坡爲總部，公司也在美國新澤西、英國倫敦、印度真奈，以及北京、上海、香港和台灣等地設立分公司。此外，世界科技和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及麻省理工等世界級大專學府聯合出版各類高科技書刊，內容涉及基礎科學、電腦科學、工程技術、醫學、生命科學、商業與管理等各學科領域。
海外市場方面則三分天下，美國、歐洲及亞洲各占三分一，亞洲市場重點在中國。
20年前已開設網上書店
多年來，世界科技也與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楊振甯、李政道、李遠哲，數學大師蘇步青、陳省身、華羅庚，物理學家趙忠堯、謝希德、郝柏林，遺傳學家談家桢等中國科技界和全球華裔學者，保持長期的密切合作關系。
公司引以爲傲的就是，世界科技是全球第一家出版社，把中國頂尖科技專家及其專業成果，以英文叢書的方式有系統地全面介紹給世界。
早在1996年，世界科技開設新加坡第一家網上書店，每月點擊率超過600萬次，並開始出版公司期刊的電子版。目前有超過100種的期刊，其中九成是電子版，書籍的電子版大約占兩成。發行期刊的一大好處，就是期刊一般是先收訂閱費，可根據訂戶的數量調整印刷量，這有助于營業資金的周轉。
所謂“行家好賺錢、專家易致富”。世界科技集團一年營業額已達到5000萬元。
另一方面，20多年前，世界科技另成立以華文讀者爲對象的八方文化創作室，市場定位及發展方向，與母公司息息相關。科技、教育、文史這一類的華文書籍是八方強項，很多還是母公司的作者資源，譬如楊振甯、陳省身、楊福家、余英時、王赓武、鄭永年等。這類書籍已經形成八方的一個高端品牌。同時，八方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躍大學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出版學術書籍。
截至目前，八方已出版五百多種書籍，每年大約出版近30本高品質的華文書。
玲子傳媒創辦人林得楠：新加坡不能沒有螢火蟲
李顯龍總理最近在國慶群衆大會演講中，不只一次提到新加坡人應勇于追求夢想、追逐彩虹。
從事中文出版、玲子傳媒（Lingzi Media）執行董事兼總編輯的林得楠常想：夢想是什麽？彩虹會經常爲你出現嗎？夢想就只是美好的生活與安定的事業嗎？
小時候，林得楠的夢想是成爲螢火蟲，因爲老家後院有很多螢火蟲，它帶給他的童年很美好的回憶。他本身愛寫詩、寫作，螢火蟲不時會在他的詩中出現。他愛閱讀，每一本書都像一只螢火蟲，帶給他光明與希望。
林得楠21歲時加入《聯合早報》，成爲當時早報最年輕的新聞編輯。工作10年後，他毅然辭職，和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陳思齊共同開創出版事業，向友人租借一張辦公桌開始，耕耘20多年，將玲子傳媒發展成爲出版界響亮的名字。
林得楠說：“我很想告訴總理，小有小的光，不是金牌的東西也能發光。夢想是可以從小小的螢火蟲開始的，但國家建設已幾乎讓螢火蟲消聲匿迹，而在新加坡從事華文出版的一群業者，以及從事華文寫作的作者，卻像是在國家建設中堅持著發光信念的螢火蟲，在國家的繁榮發展中，貢獻了自己的光芒。”
林得楠今年當選新加坡作家協會新一代會長，更讓他體會新加坡不能沒有“螢火蟲”。
他直言，一個沒有螢火蟲的童年，是缺乏營養的童年；一個沒有螢火蟲的城市，是缺乏夢想的城市。他和太太努力耕耘與發展的華文出版事業，以及一群華文寫作人在默默從事的創作工作，其實是一種構建夢想的事業。
從螢火蟲開始的信念，玲子傳媒以華文爲母語，以島國爲基地，多方位出版與發行各類書籍與青少年讀物，20多年來，已爲島國的華文出版創造新氣象。
由于閱讀方式和語文教育的改變，多媒體閱讀也成了閱讀方式，英文書籍出版社近年來也面對市場萎縮的問題，華文出版更不用說。和英文出版社一樣，爲了維持長遠發展，玲子傳媒以多元化、綜合性的方式發展華文出版社。
在多元、綜合的基礎上，“出版”不再純粹爲“出版”，它結合文學出版、青少年圖書出版、華文學習讀物出版、出版服務（收費出版）、圖書代理、圖書入口、校園閱讀推廣，以及校園書展等業務。
到2016年爲止，玲子傳媒累積還在流通書目上的書籍約400種，包括收費出版的累積出版品已超過2000種，目前是每年出版五六十種華文書，以及少量華文教學輔助讀物。
業務似如三合一
創立20多年， 經過多次的轉型，華文書出版、閱讀推廣與出版服務是玲子傳媒的業務三大主軸。林得楠常以三合一咖啡來比喻玲子傳媒的出版業務，因爲出版與出版服務、圖書入口、閱讀推廣三合一，是玲子傳媒的業務特色，也是玲子傳媒的強項，相信也是到目前爲止，本地華文出版業唯一的三合一模式。
此外，玲子傳媒多年來也秉持“華文閱讀從小開始”的信念，積極在各院校推廣閱讀，一年舉辦超過200場巡回書展。
林得楠的事業夥伴是妻子陳思齊。陳思齊是公司董事經理，主要負責市場推廣。自公司創辦以來，陳思齊就領導管理級團隊，親力親爲將新加坡作品與新華文學推廣到校園。
陳思齊說，玲子傳媒這些年能順利地在校園推廣華文閱讀，主要是因爲能全方位爲學校、教師、學生與家長服務，同時也能以不同配套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談及這些年來，在事業上有哪些重要的決定或事情可值得一提，林得楠說，其一是在2003年，工商房地産業市場低迷時期，大膽地用現金購置房地産，並于2007年遷入後，免了沉重的租金負擔。
這間約3000平方英尺、搭建二層書庫後接近5000平方英尺的辦公室兼書庫，讓公司少了租金與搬遷的後顧之憂。如果當初不置業而繼續租用工商房地産業，10多年來所支付的租金已足夠在當時買下這間房地産。
第二件難忘的事是在約10年前的某一個晚上，林得楠認爲對話會的作用不大，改爲把一份如何在校園推廣閱讀的建議書直接電郵給李顯龍總理，結果隔天淩晨就收到總理的積極回應，過後也收到時任教育部長尚達曼的回應，還因此被請到教育部和高官交流，並在那時知道教育部會積極探討他所提出的建議和意見。
他說：“無論後來政府是否有采納這些建議，但喜見這些年學校母語教學更注重課外閱讀，也更重視本地文學作品與本地作家了。”
新加坡的華文出版業主要有三大塊、教育出版、學術出版與文學與綜合出版。對玲子傳媒來說，雖然業務是綜合性的，但是公司的品牌效應卻來自華文文學與綜合出版，這品牌效應也帶動公司的其他業務，例如華文學習書籍、校園漫畫等。
因此，“以書養書、小孩養大人”，成了新加坡出版業的現象，也是玲子傳媒繼續發展的關鍵。這也是目前出版大國的出版現象。
出版容易推廣難
林得楠指出，在新加坡，出版書籍並不難，如何推廣才是高難度問題。由于出版本地文學作品可向國家藝術理事會申請出版補貼，但很多華文出版品都是“入不敷出”的，所以出版後的積極推廣才是重點。通過新媒體促銷、建立健全的網購管道，是本地華文出版社的挑戰 ，也是英文出版社的新挑戰。
玲子傳媒在四年前就更積極地參與海外書展活動，爭取將一些新加坡華文文學書與非文學書帶往海外參展，除了當作出版文化交流，也希望能在海外遇見伯樂，以授權出版的方式，將新加坡文學作品“出口”到海外。
“對玲子傳媒來說，出版也可以是服務業、文化産業、創意産業、教育事業，甚至是文學事業，它不能簡單的歸類爲“制造業”。林得楠強調：”建設一個國家，不能忘記建設人的心靈，不能忽視文化産業的力量。一個重視文化産業、文學創作與國際文學交流的國家，其國力必然會越來越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