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譯自“思想中國”的一篇報道，有刪減。原文爲 王赓武在新加坡開埠200年研討會上發表的演講。原題爲“Singapore history: a tale of Separating and Connecting”作者介紹：
王赓武（圖片來源于網絡）
王赓武，1930年10月9日出生于荷屬東印度，曆史學家、教育家，原香港大學校長。
1955年獲新加坡馬來亞大學曆史學碩士學位；1957年獲英國倫敦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後進入馬來亞大學曆史系任教，先後擔任講師、教授兼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68年任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曆史系主任與太平洋研究院院長；1986年擔任香港大學校長；1997年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2007年成爲新加坡國立大學有史以來第三位任命爲大學教授的學者。
王赓武的主要研究領域爲中國曆史、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移民研究。2018年9月7日，榮獲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1965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分離的那一天，對某些人來說，是馬來亞思想的終結。對其他人來說，這是值得慶祝的：新加坡獨立了。這段曆史可以追溯到1819年，當時英國殖民商人在新加坡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使加爾各答的東印度公司能夠更直接地與中國沿海地區連接通商。
當時，中國（清朝）還是一個具有悠久曆史的偉大國家，英屬印度是崛起中的帝國。位于馬六甲海峽重要端口的槟城已經證明了這條航線對印度鴉片和中國茶葉貿易的價值。新加坡則是這條航線重要的關口。
1978年的新加坡
二十年後（1840年），英國建立了香港殖民地。
根據1824年的英荷條約，馬六甲海峽一分爲二。這使得東印度公司得以擴張。其他許多國家從便利中獲益，並利用新加坡開發當地市場，新加坡地區得以發展。
19世紀50年代，新加坡尋求與馬來人國家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並在霹雳州戰爭後，實際成爲一個混亂實體的首都，人們開始稱之爲馬來亞。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大英帝國正在印度西北部過度擴張，並與法國和德國在非洲和南太平洋的挑戰展開競爭。這主要是留給當地官員和新加坡的商行與馬來世界重新連接。他們的一些舉措非常有利可圖，但與馬來國家的總體關系卻從來就不令人滿意。一個關鍵原因是，新加坡從一開始就與中國貿易聯系在一起，並依賴中國人支持其計劃。
彼時，中國人口還在增長，大批華人進入馬來地區。這些當地華人成功地適應了這一新興體系。大批新來的中國人來到這裏，提供奴隸制結束後所需的勞動力。大多數人把新加坡作爲前往馬來國家和荷蘭帝國各個地區的中轉港，但許多人留在殖民地。
鼓勵馬來人和中國人合作符合英國的利益，但新加坡分離的長期影響對日本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1942年，日本人把新加坡改名爲“昭南”，他們把它看作是這個地區的帝國根據地。他們尋求馬來-印尼世界的信任，幫助印度人建立印度國民軍，將印度從英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但是不同的地方社區進一步分離。
英國人從19世紀末開始試圖建立的聯系沒有起作用。二戰後，馬來亞聯盟的提議不被接受，主要由華人支持的馬來亞政黨轉而反對。此外，馬來亞聯邦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英國馬來亞。對馬來領導人來說，那永遠是塔納馬拉育，馬來的土地。雖然他們需要向其他社區做出讓步，以獲得國家的獨立，但他們拒絕了英國馬來亞特有的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1965年新加坡與馬來亞的分離算是理所當然。把英屬馬來亞和大馬拉西亞聯系起來更像是即興發揮，倉促之下，難以重新聯合各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幾代人通過努力重新建立聯系，似乎已經領會了這樣一個理念：與遠方的人“聯系”，與近處的人“分離”，這是他們必須學會處理的事情。（這似乎與中國兩千多年前戰國的縱橫家所說的“遠交近攻”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