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馬亮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據央視新聞報道，由于北京市機動車牌一牌難求，很多人爲此動起了歪腦筋。圍繞京牌的灰色租賃和非法買賣，出現了一個規模龐大且組織嚴密的地下市場。有人全款買車，花兩三萬元租賃車牌，這使産權糾紛風險較大。有人花16萬元假結婚過戶京牌，結果卻離不了婚而吃盡苦頭。
除了北京市民爲車牌頭疼不已，外地車輛進京也面臨難題。2019年11月起，號稱“史上最嚴限行”的外地牌照車輛在京限行管理新政開始實施。無論是“進京證”的辦理次數還是有效期均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迫使許多有進京剛需的人也要通過違規手段租賃或過戶京牌。
由京牌亂象引發的法律糾紛和社會鬧劇，使北京交通管理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一號難求不僅影響北京市高端人才引進，也不利于營商環境的優化提升。加之北京是京津冀一體化的領頭羊，京牌亂象也會制約區域協調發展的步伐。比如，在河北省和天津市居住的大量居民在北京工作，或者經常往返北京與居住地之間。京牌和進京證的政策收緊，都使城市群的一體化發展面臨瓶頸。
北京是首都和國際化大都市，車輛管理面臨的挑戰顯然比其他城市要嚴峻。但是，上海、廣州、深圳等區域中心城市也面臨類似的挑戰，也都在車牌拍賣和車輛限行方面采取了類似的措施。隨著越來越多的大中城市步入特大和超大城市，大城市交通管理問題可能都要步北京的後塵。因此，京牌和進京證的治理並非孤案，而是具有很強的普遍性和示範意義。
目前北京市采取的機動車牌照管理體制存在值得關注的根本問題，使其難以在現有軌道上有實質性突破。無論是收緊車牌和指標，還是限制外地車輛，都是治標不治本的緩兵之策。要想一勞永逸地治理京牌亂象，就需要改弦更張，采取新思路來進行制度創新。
北京市爲了限制機動車的增長，對每年新增車輛指標采取了機動車搖號制和電動車排隊制。但是，由于供需矛盾過于嚴重，機動車的中簽率接近三千人中一個號，而電動車的等待期也已逼近十年。在這種困境下，有車牌剛需的人們要麽被迫選擇聽天由命，要麽不得不采取許多違規操作。
這些看似嚴格到近乎苛刻的限制性政策，實際上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催生了大量假結婚和違規租賃等市場亂象。首先，車牌本身是免費的，但是非法租賃和變相交易的價格卻很高，說明免費供給制嚴重背離了車牌的市場價值。與此同時，地下市場的交易所得並沒有進入政府財政收入賬戶，而只是讓參與交易的中介和個人中飽私囊。其次，車牌是終身制和可以在家庭內部轉讓和繼承的，所以車牌的數量只會有增無減，機動車數量也年年遞增，這使現行政策對機動車控制杯水車薪。最後，供需矛盾使京牌價格水漲船高，並使北京市交通管理的廉政風險高企。比如，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長宋建國等多名幹部就因爲替人辦理車牌而貪汙落馬。
北京市之所以采取免費發放車牌的做法，同其在政策制定時所秉持的平等和公平原則不無關系。但是，這項表面上看似人人平等的政策實際上並不公平。比如，較早在北京落戶和辦理車牌的居民，就天然地比後來者享受了更多的政策紅利。地下交易和租賃而流失的大量資金原本可以進入公共財政，但是卻因爲京牌的免費和終身而無法兌現。
當人們不得不依靠運氣和違規才能獲得剛需服務時，就意味著政策本身的導向出了問題。交通管理等公共政策都要秉持宜疏不宜堵的原則，因爲如果采取“堵”的治理思路，就會陷入低效反複的圍追堵截。但是，如果轉而采取“疏”的治理思路，那麽就會取得事半功倍和治標治本的效果。
以新加坡爲例，該國在機動車管理方面就取得了世界矚目的顯著成效。新加坡的車牌采取拍賣制，且有效期爲十年。車牌價格隨市場供求而決定，政府不對其設定上下限，這使其價格常年維持在6-7萬新幣，相當于人民幣30-35萬元。新加坡現有機動車約100萬輛，僅憑車牌拍賣一項政策，政府每年就取得300-350億元收入。與此同時，車輛購置需要支付一比一的進口稅，並采取十年強制報廢政策，這使政府又獲得了另外一筆可觀的財政收入。此外，政府對汽油征收高稅，並通過電子道路收費系統收取高峰期擁堵費，進一步抑制機動車使用並增加財政收入。
新加坡的這些政策收效明顯，使其成爲發達國家中擁車率最低的國家。與此同時，大量財政收入使政府可以轉而大力發展公共交通，使無車可用的居民能夠通過公交車、地鐵、出租車等交通工具解決出行問題。這使新加坡不用采取限牌或限行等剛性政策，卻可以控制機動車數量並提高車輛通行速度。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力發展也減少了人們對私家車的依賴，使越來越多的人放棄擁車。由此可見，通過市場手段抑制人們購置和使用機動車，不僅有效限制了機動車數量，也反過來爲公共交通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力保障。
北京市可以借鑒新加坡的做法，對京牌采取類似的舉措。實際上，上海市和廣州市都已引入拍賣制，實行和“搖號”並行的雙軌制。但是，由于車牌是終身制的，且拍賣有限高價，所以對機動車保有量的控制效果仍然有限。如果能夠全面放開拍賣制並取消限高價，相信會顯著提升政策效力。
假如北京市采取類似于新加坡或上海和廣州的車牌拍賣制，那麽諸如假結婚和地下交易之類的京牌亂象將徹底消失。當車牌成爲一個有價格和有效期的産品時，市場供需會很快實現動態平衡。這將使京牌的價格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而價格高企也會平抑許多人的購車意願，並有效控制機動車保有量。
與此同時，通過車牌拍賣而獲得的財政收入，將爲北京市全方面發展成爲公共交通導向的城市提供雄厚的財力支持。假如按照目前通過假結婚辦理京牌的16萬元爲拍賣價格，並假定北京市約600萬輛機動車的數量保持不變，那麽這將會爲北京市帶來9600億元的財政收入，相當于北京市兩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018年爲5785.9億元）。如果京牌的使用期由目前的終身制改爲有限期，那麽由此帶來的財政收入將會足夠滿足北京市發展公共交通的財力需求，並可以扭轉目前巨額公共交通財政補貼的困局。
類似地，對進京證也可以采取這種措施。考慮到是首都，北京市可以爲京外車輛提供有限次數的免費通行服務。在此基礎上，通過拍賣制來分配進京證指標，解決目前一證難求的困局。這不僅會使進京證的分配更加合理，也會通過交通融合而助力京津冀一體化。
當然，很多人會認爲這樣做的結果是，無力接受拍賣價的居民將無車可用，開得起車的只有富人，從而加劇社會不平等。但是，通過拍賣制等政策對富人收取的財政收入，卻可以反哺普通市民，使其能夠低價甚至免費乘用更加舒適高效的公共交通工具。與此同時，出租車、網約車、租車等出行方式也能夠滿足私人出行需求。
京牌亂象的反反複複和難以治理，意味著政府“堵”的治理方式要讓位于市場“疏”的治理方式。與此同時，表面上看起來很公平的政策，實際上最終會損害公平性。要想推動北京市摘掉“首堵”的帽子，一勞永逸地治理京牌亂象，就需要采取新思路來轉變治理模式。國務院可以同意在北京市暫時調整實施有關交通管理的行政法規和經國務院批准的部門規章規定，通過綜合授權的形式鼓勵北京市在車牌拍賣制和有限使用制等方面先行先試，探索國際化大都市交通管理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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