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勢
論市
郭麗娟
面對冠病疫情，當富有的人更富裕，貧窮的人更貧困，這兩個極端要如何拉近，才不會造成更大的社會摩擦和矛盾？
這是一個真實故事。
有一家名表店的男銷售員，在爲顧客包裝新買的手表時，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現在賣名表，就像賣餅幹一樣。”
確實，在店內的短短30分鍾內，至少有三組貌似30多歲的年輕人走進來，不是直接付款買表，就是下單預訂。對他們來說，買名表似乎是一件很自然、不必多加思索的事，就像上超市或小商店買東西那樣。
這個有火柴標志的手表目前在市面上貨源短缺，有錢也未必買得到，相信這是幾名年輕人看到有貨就出手買下的原因之一。
不久前，在一場商務午餐會上聽到一名商場業主分享，商場內名表店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亞于超市的熱鬧。他打趣地說，可能是因爲冠病疫情不能出國公幹或旅遊，時間突然多了，閑錢沒處花，就想到買只名表來好好看時間。
新加坡去年有3732名淨值達3000萬美元（3994萬新元）或更高的超高淨值人士，比前年增加10.2％或345人。這是房地産咨詢公司萊坊（Knight Frank）日前發布的《2021年財富報告》透露的信息，新加坡富豪人數的增長速度之快在全球排名第三，僅次于中國（16％）和瑞典（11％）之後。
以上是你所熟悉的生活場景嗎？或是這些奢侈與你根本沾不上邊？
冠病大流行不僅奪走超過260萬條人命，打亂全球經濟的步伐，更加劇全球貧富不均的問題。
在新加坡，有不少人因爲冠病而丟失飯碗，即使在冠病暴發一年多後的今天，還有一些行業的員工面對失業或被裁退的風險。就連一向屬于安穩行業的石油化工業也無法幸免，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上周宣布，今年將會削減300個職位，相當于本地員工人數的7％。
去年冠病疫情期間
低收入家庭受沖擊最嚴重
相對幸運的國人繼續保住工作，但薪水花紅一般都縮水。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去年我國受雇居民住戶的實際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11年來首次下滑，跌幅達2.4％。其中，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沖擊最嚴重。收入最低10％的受雇居民住戶，去年人均月入560元，比2019年少了37元，6.1％的跌幅在所有收入階層中最顯著。
過去當經濟大好時，經常聽到一般民衆申訴根本沒有感受到經濟豐收的碩果。然而，當經濟開始走下坡、陷入萎縮時，普通老百姓卻首當其沖。
面對冠病疫情，當富有的人更富裕，貧窮的人更貧困，這兩個極端要如何拉近，才不會造成更大的社會摩擦和矛盾呢？
因此，兩個星期前國會辯論新財政年政府財政政策時，有關財富稅的討論特別引起我的關注。
西海岸集選區國會議員胡美霞建議，政府可征收一筆一次性的財富稅，因爲有些企業和個人因疫情獲得巨額利潤，通過征稅的方式，讓他們爲社會公益做出貢獻，也算合情合理。她舉例說，阿根廷已經這麽做，英國政府也在考慮類似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胡美霞在南洋理工大學的財富管理學院擔任總裁，她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會提出這項征稅建議。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及財政部長王瑞傑在回應相關建議時指出，財富稅在本地其實不算新，政府過去幾年一直都在加強財富相關稅項的累進性。
不過，王瑞傑同意可進一步檢討現有的財富稅項，原則是確保相關的調整能有效、不可被規避，並在保持稅制累積性和經濟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
對于從冠病危機中獲益者應爲廣大社群貢獻更多的想法，王瑞傑表示認同。談到重新征收遺産稅的建議時，他也解釋政府在2008年決定廢除遺産稅，是因爲與可能會通過稅務規劃來規避遺産稅的富人相比，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群體受到的影響更大。
在查閱相關國會報道時，留意到尚有遺珠未被討論，即之前坊間一度熱議的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
我國不征收資本利得稅
新加坡是少數不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國家，出售房地産或買賣股票所獲得的利益皆無須繳稅。日本的資本利得稅率爲15％，歐洲國家平均約20％，美國則分短期或長期，短期稅率可高達37％。
另外，目前我國的消費稅率一律爲7％。若可針對性地把面向富裕階層的奢侈品，如動辄10多萬元的名表、珠寶首飾、名畫等的消費稅率上調，既能增加國庫收入，也能達到“劫富濟貧”的效果，調節貧富懸殊加劇的問題。
征收每一項稅項當然有利弊兩面，征收財富稅或許會削弱企業和高淨值人士投資我國的吸引力。但我認爲，在經曆這場冠病風暴後，一個國家能夠修補裂痕，讓整個社會可以齊步向前，才是更爲重要的任務。
我不妒忌富人可以像買餅幹那樣繼續從容地買名表，這是他們靠聰明才智或辛勤耕耘換取得來的。但如果他們在買名表的同時，也能爲國庫做出更大貢獻，或者樂善好施，援助生活條件欠佳的弱勢群體，是我更樂意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