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自畫像叫做“實用主義”，論者也普遍認同其“實用主義”。
李光耀是政治家。無非顧名思義，從最樸素的角度、用最易被公衆理解的話語，推出“實用主義”以標示治國理念罷了。
買鞋首在合腳，而非牌子；實效大于概念。
對英語工具性的考慮
生活在多種族多語言並存的社會，李光耀特別重視語言。富裕家庭自幼教給他的是英語和馬來語、爪哇語。留學劍橋，更讓他講一口非常標准的不列顛英語。但是，身處1955年的新加坡，面對占人口多數的華語族群，他很快認准“要贏得選票，女皇英語的幫助不大”，把華語說好才重要。
爲贏選票，猛補華語，立竿見影，終上大位。他的選擇及變換，就是這般實用。
但是他自有道理，道理仍在于實用：資源貧乏的彈丸小國，“獨立之初，如何存活？這是200萬人生死攸關的問題。隨著一批批精通英語、谙熟規則，跟歐美商戶直接對話的學子上崗，新加坡外貿競爭力驟增，港口變得熱鬧了，“門泊東吳萬裏船”，新加坡成爲亞太最大轉口港，經濟風生水起，百姓荷包日豐。
對華語建構東方價值作用的考慮
李光耀的目標，絕非單一英語教育。
新加坡推出雙語教育，以英語爲第一語言，母語爲第二語言。由于華族占多，母語主要即指華語。愈到後來，李光耀愈強調母語萬萬不可忽視。只因爲，語言是思想文化之載體。華語背後聳立著孔孟爲代表的宏富深厚的儒家傳統道德文化，或曰東方價值體系。
李光耀痛感：“我們爲了謀生而采用英文，也面對著被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學所滲透的極大危險。”危險何在？他一語中的：“步西方國家後塵，安逸放縱，失去目標。”個人主義盛行，集體主義式微，此長彼消，從學校浸潤社會，損及人際關系、社會秩序，最終導致了公衆的幸福指數降低。
李氏主張的雙語教育，旨在“實現工具語言與文化語言的兼顧”。他力倡與現代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傳統，就是借傳統道德文化之富藏，濟後輩道德失落之貧困。他又不止于孔孟之道。……兼收並蓄，因地制宜，適我所用，遂有被外界笑稱“非驢非馬非騾”的新加坡價值體系。
新加坡嗣後經濟長足發展，且保持民風淳樸，秩序井然，舉世稱道，實淵源于此。看看采訪過李氏的美國報人湯姆·普雷特筆下——新加坡馬路上沒有飛舞的廢紙、抛棄的雜物，沒有喧嚷的汽車喇叭聲，也沒有乞丐、流浪漢，咖啡廳桌下摸不到口香糖渣，女士可以在深夜上街，瘾君子不敢進公園騷擾……
從效果出發考慮歐美制度
井然的秩序，得之于溫柔教化，也來自嚴格管理。新加坡以“嚴”出名。先禮後兵，重典嚴罰是社會底線的保障。
普雷特贊賞這種“嚴”。在細數新加坡秩序嚴整的積極效應後，他說：“如果你喜歡，盡管把這一切稱呼爲專制統治的‘惡果’吧。我卻稱之爲‘正常’和‘衛生’，而我還希望更多。”但是與普雷特唱反調的聲音，在這個世界上也挺響亮，且綿延不絕。
李光耀的回答幹脆利落。給瘾君子強制戒毒，抓毒販下獄以至處死，“國際大赦組織說我們在一千人之中有最高的死刑比例，但我們是最幹淨的社會，免受毒品的禍害”。這是比效果。從攜帶口香糖到亂扔廢棄物、隨地吐痰、隨便泊車、塗鴉建築物、公共場所吸煙、不沖公廁都要被重罰。李氏公開表示“我經常被指責幹預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對，但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們今天不會有這樣的成就”。
他最受诟病的，還在于政治上約束殖民地獨立後民衆普遍享有的民主權利。仍是從效果出發，李光耀坦陳，不看好歐美民主制度能輕易在貧窮國家落地移植。“英國和法國曾經爲其殖民地制定過80多部憲法，這些憲法、制度、權力制約和平衡都沒有什麽問題”，何以到頭來，許多新興國家“結果爆發了騷亂、政變或革命，他們的國家失敗了，政體也崩潰了”？結論就是：勿簡單化地認爲民主程度越高越好，唯適應本土人群的文化教養程度才叫做好。
不是一人一票就叫民主了，萬事大吉了。民主是權利，也蘊含責任。民主化是一個漸進過程，亟待公衆增長教養來推動。李光耀無奈地說過，“如果國民是受過教育的、從小就很有教養，這樣管制時就不必太嚴格”。可當初新加坡一窮二白，教養匮乏著呢，一個“嚴”字遂不得已而爲之。
杜絕庸俗實用主義
中新兩國政治制度不同，並不妨礙彼此欣賞。李光耀多次高度評價鄧小平的治國理念。鄧小平則在改革開放前夕出訪考察時，除美日兩個當世經濟超強，就選了袖珍國新加坡。在鮮明徹底的務實風格上，他倆的心是相通的。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思維自然也難免誤判之處，包括對內和對外。比如他對于我國醫改、房改等都提出過有益建議，但爲便利中外交往“曾經建議一位中國領導人把英語作爲中國的第一語言”，未免離譜了。工作須求實效，但李氏同時告誡不可急于求成。這一來，就跟人們印象中似曾相識的只顧眼前、罔顧將來、瞻頭忘尾、短期效應，甚至過河拆橋、飲鸩止渴的庸俗實用主義做派判然不同，完全劃清了界限。
面對李光耀的“實用主義”，我們今天要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