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作者周清海教授是語言學家，新加坡國會教育委員會委員。他曾是李光耀先生的華文老師，他們倆也會經常談話交流。周教授是如何看待李光耀對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策略和實踐的呢？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一）爲了生存，我們必須以英語爲行政語言
李先生是愛護華文的，他並不反對華文。他是從新加坡國家的前途看待華文和華文教學，和一般華文教育擁護者只從華文的立場看問題，大不相同。有些人認爲“李光耀是新加坡中華文化和華文教育的終結者”，“李光耀的曆史地位，在政治上也許是褒多于貶；但在華教這一塊，至少到今天爲止，還是非常負面的。這恐怕會是他此生最大的遺憾。”
持這種觀點的，都是純華校出身的，和我同一個時代的人，尤其是馬來西亞的華校生。但我認爲這樣的批評，是不全面的，是不公允的，也是偏激的、誇大其詞的。
新加坡的華文比我做學生的時代，更爲普及。人民行動黨執政之前，有將近一半的華族學生在英校就讀，他們不必修讀華文，因此大部分是不懂華文的。人民行動黨執政之後，實行了雙語教育政策，才規定所有在校的華族學生，就讀于華校的，必須修讀英文；而就讀于英校的，必須修讀華文。在雙語教育政策下，年輕的新加坡人，都或多或少掌握了雙語，也造就了今天華語的普及。至于中華文化，至今仍然存留在新加坡。一個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多元種族社會裏最大族群的文化，誰也終結不了。
華文教育，如果指的是以華文爲教學媒介語的教育，那麽華文教育的終結是因爲新加坡華社的領導者太短視了。他們熱愛自己的語言文化，以至沒看到新加坡以英文作爲行政語言的重要性。當時，華文教育者普遍把英文當作殖民地政府的語言，在反殖民統治的大浪潮之下，誰也沒有把學好英文當一回事。當時的華族家長又大部分受教育不多，他們更不了解英語作爲行政語言的重要性，而華社領導者也沒有調整教育，沒有能力應變，導致了華校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永遠吃虧的純華文教育者。這些人都沒掌握好英文，我就是這批純華文教育者之一。
我深切體味到在多元種族社會裏，只懂華文而被邊緣化的痛苦。李先生曾對我說：“如果你的英文好，成就不會是這樣的。”這一批批華校生不能在新加坡多元種族的社會裏競爭，家長看到了這個現實，爲了兒女的前途，最終選擇了英校。
在這個大趨勢下，只有規定在學校裏就讀的所有華族子弟，華文是他們必修的科目，才有可能保存華文，挽救華文的命運。從這個角度觀察，讓華文在新加坡存留下來，恰恰是李先生決策的結果。
對于華文教育支持者的看法，李先生認爲他們不懂教育，更沒從新加坡建國的整體需要看待華文問題。李先生給我的電郵說：
“我們是處在東南亞的多元種族社會，不可能以華語爲工作語言，只能是英語。英語成爲了我們的工作語言之後，其他的一切便隨著發生了。”
“爲了我們的生存，不只是經濟的，也是作爲一個國家國民的需要，我們做了十分重要的決定，以英語爲工作語言，行政語言，雖然英語不是三大種族的母語。這個決定給我們帶來了利益。
……任何時候，一個人只能精通一種語言。他當然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第二或者第三種語言。在新加坡，必須精通的語言就是英語。如果你接受這個現實。那麽，母語就不可能成爲新加坡人應該精通的語言。要華文的程度能和中國、台灣、香港一樣，是不現實的。馬來西亞的華人，以華文爲教學媒介語，在家裏也用華文，華文才可能成爲第一語文。
……我們能做的就是給大部分的華族學生奠下堅實的基礎，以備將來需要時，他們能在這個基礎上往前發展。”
李先生上面的這些看法，都是緊緊聯系著新加坡的社會現實的。如果你選擇忽視這些社會現實，當然可以得出和李先生不同的結論。馬來西亞的華人就有人認爲“爲了國家的繁榮而犧牲母語教育和方言，新加坡華人及其政府可謂‘滅族求榮’。更可笑的是，新加坡華人自滅族語竟然毫無歉疚感。可恥可惡可憐可笑也。”
其實，新加坡被馬來西亞政府趕出來，被迫獨立之後， 爲了發展經濟，爲了國內各種族的和諧相處，不能不選英文爲行政語文，華文只能是第二語文。獨立後，新加坡的發展，證明了這個決策是正確的。將這個決策說成“滅族求榮”，是何等的誇大，何等的冬烘。
即使在中國崛起之後，華文的用途越來越廣之時，資政也認爲： “面對中國的不斷崛起，新加坡可能必須在學校裏提高華文程度，以照顧那些將來在中國工作或者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學生的利益。即使中國的GDP（國內生産總值）超過美國，也不能提供我們所享有的現在生活水平，華文將始終保留第二語言的地位。中國只占有我們GDP（國內生産總值）的百分之二十。新加坡的繁榮是靠世界維持的—— 不只是美國，也包括英國、德國、法國、荷蘭、澳洲等等。這些國家都以英語作爲商業活動的語言，而不是華語。在將來的任何時候，考慮以華語作爲工作語言，都是愚蠢的。更何況就是中國，從幼兒園到大學都積極地在學習英語。”
“……我說過，我看不出新加坡的生存必須依賴中國經濟。如果我們只是說華語，我們不會有今天的新加坡。中國即使強大10倍有什麽分別？也會讓我們也強大10倍嗎？不。我們的繁榮是靠和世界的聯系。”
新加坡的華文教學面對的另外一個難題，是少數從事華文教學和研究的人員，標新立異，他們認爲華文教學應該“去文化化”，把華文教學向外語教學的方向推進。
我認爲，從母語教學的角度看，語言能力的問題和文化的問題，是同等重要的。
1990年，李先生在爲新加坡華文研究會舉辦的“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上的開幕致詞裏，就對語言和文化問題，說了下面的話：
“新加坡的華人，由于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將會而且必須繼續使用自己的語言來交談、閱讀和書寫。這是認清自己民族特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特別是在這個由英語和美國文化通過印刷品和電子媒介所支配的世界裏，這種需要特別強烈。
……我們將能培養一批精通華文第一語文的學生，並且確保這批人能扮演教師、翻譯員、外交官和商人等重要角色，通過報章、電視等途徑，把華文傳授給下一代。這些人將協助保留華文，使華文在新加坡社會裏、文化裏充滿活力，成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李先生給我的電郵也說：“爲了讓新加坡人民能夠生活下去，我們以英語爲工作語言。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但我們必須盡可能維持華文，以支持我們的文化，以及和說華語的世界聯系……。”
新加坡當然也需要一群華文能力較強的學者、教師和媒體工作者，但這些人是少數，李先生認爲大約是3%，可能的話5%。同時，他也認爲“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公共場合講華語，以便全體新加坡華人都生活在講華語的環境中。”他主要的觀點是：只要華語普及了，華語就會留下來。這是他發起講華語運動的主要原因。他不只一次強調：“我們必須確保華文存在，而且是新加坡社會的一部分。”
爲了新加坡人的生存，我們必須以英語爲行政語言，必須以英語爲教學媒介語，華語只能是第二語言。這樣做，目的不是在終結華文教育，而是協助華文教育轉型。年輕的新加坡人有了一定的華文程度，在需要時，就能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那些有華語語言天賦、並且准備投身于和華文有關的事業的，我們的教育制度也提供足夠的條件，讓他們發展，鼓勵他們發展，使華語成爲他們的第一語言。
李先生每一次到中國訪問，見到在那裏工作的年輕新加坡人，就要問起他們，在中國工作，華文有沒有問題？當他得到的答案是，只要半年到一年，華文就能趕上來。李先生就覺得安慰。他不斷向我強調：奠下適當的華文程度是非常關鍵的。
講華語運動是爲了給華社一些安慰，才發起的？
講華語運動之前，新加坡華族最普及的語言是閩南話。閩南話廣泛運用，留了下來，對新加坡是不利的。更何況新加坡的閩南話，是沒有書面語支持的閩南話，和香港的粵語不同。講華語運動就是有意創造、普及講華語的大社會環境，以華語替代方言，並進一步支持學校裏的華文教學。如果沒有講華語運動，新加坡社會上的華語不可能這樣普及。 普及的華語，是我們珍貴的社會資産。香港的華語，如果要像我們那麽普及，需要多年的努力才可能達到。我們所不足的是，華語的文化成分，顯然太低了。如果和香港粵語所帶有的文化成分相比，我們需要相當時間的努力，才能辦到。
李先生說：“那個報告書（指1979年的《吳慶瑞報告書》）指出，廣泛應用方言是有效學習華語的障礙。講華語運動就是這個發現的其中一個結果。” 講華語運動發起于1979年，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在1980年合並，成爲國立新加坡大學。因此，有人說，講華語運動是爲了給華社一些安慰，才發起的。這樣的評論，就是沒有看清楚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
李先生說：“新加坡有25%人口是非華人，政府不得不采用英語作爲各族之間的共同語言。如果我們讓方言普遍使用的情況繼續存在，那麽英語勢必成爲新加坡不同籍貫的華人之間的共同語。大家講一種語言當然比講兩種語言方便， 但是當時我們考量的重點不是方便不方便，而是怎樣才能生存？怎樣才能保存傳統，讓人民活得有尊嚴？”
“如果我們讓方言普遍使用的情況繼續存在，那麽英語勢必成爲新加坡不同籍貫的華人之間的共同語。”這才是發起講華語運動的真正原因。另外，他進一步說：“我們的關注點是這20%社會最底層的人，要讓英語成爲他們的日常用語……是永遠做不到的事。既然他們只有掌握一種語文的能力，那麽，與其讓粗糙的福建話成爲他們的日常用語，爲什麽不推廣華語，使華語成爲包括他們在內的全體新加坡華人的通用語呢？”
其實，1979年到1980年之間，是新加坡教育大調整的年代。在雙語教育的調整和大學教育的重組之外，語言的社會運動也在這個時候提出來。這是一個爲了新加坡前途而進行的大調整。 李資政在晚年（89歲），還再一次談及華語和方言的問題，他說： “有時候，當我對某些事情有強烈的意見時，我會將意見告訴總理。當政府在考慮從新將方言節目在免費頻道播放，就是一個例子。有建議說：‘華語已經在人民中間非常普及了，我們可以回到方言， 讓年老的可以觀賞方言連續劇。’我反對。我指出，當我是總理時，禁止方言節目，鼓勵人民說華語，是付出沉重的代價的。爲什麽要走回頭路呢？我和華族整代人對抗：他們喜愛的方言節目被刪掉了。李大傻是很有名的說書人，他在麗的呼聲的節目就停止了。我爲什麽要讓廣東話和福建話去影響下一代？如果你恢複方言節目，你將會發現一部分年老的一代開始和他們的孩子或者孫子說方言。方言一定會逐漸恢複的。
每個國家都需要一種大家都懂得的語言。將英國留給我們的四種源流的學校綜合起來，就是非常艱難的事。……使英語成爲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母語作爲第二語言，我必須在不同的戰線上作戰。……
最後，市場價值解決了這個難題。英語跟世界接軌，吸引國際機構；母語使我們跟中國、印度和印尼聯系。這是關鍵性的。如果人民做不同的選擇， 新加坡就是死氣沉沉。
……情感和實際的原因，我們需要華文第二語文。我們不需要方言。將我們用了那麽多時間、精力和政治代價才達到的 —— 將方言從媒體中除去—— 取消，將是愚蠢的。”
新加坡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內改變了人民的社會用語習慣，從華人之間在公共場合講閩南話，不同種族之間講通俗的馬來語，到廣泛采用英語，使華語成爲新加坡華人的共同語，並且建立了雙語教育制度，都是李先生的貢獻。
雙語教育的推行不是一帆風順的雙語教育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李先生說“40年前，新加坡推行了一個具有前瞻性，但卻不討好的雙語教育政策。”他把推行雙語教育制度，當作他一生的挑戰。有一次，李先生也向我提及一個部長的孩子，因爲華文不及格， 必須送到外國讀大學。他說“我們不能因爲一小部分人覺得華文難學而放棄雙語政策。”“規定華文達到一定的標准才能升大學，是要付政治代價的。”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華文的學習價值還沒有顯現出來，那時，李先生擔心新加坡兩份華文報的相互競爭，將對華文報的生存造成威脅，因此，他將《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合拼爲《聯合早報》，並且和英文的《海峽時報》等組成了報業控股，讓華文報工作人員的待遇和英文報一樣。這樣做，保證了華文報的生存。
對于華文報的語言，李先生要求語言正確，盡量向普通話靠攏，並且建議從海外聘請專門人員，專責監督《聯合早報》的用語。同時，爲了減輕年輕人讀報的負擔，吸引他們讀華文報，也要求《聯合早報》用詞盡量淺白。
有一位知名的教育者說：“單從港人的華文閱讀水平來說，他們比我國人民高，我們只須看香港中文報章的遣詞用字，與本地華文報章一比，便知本地讀者的水平低，如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後一天，《明報》的封面大標題是‘戴安娜魂斷夜巴黎’，多麽有詩意的句子；而《聯合早報》的同日標題是‘戴安娜與男友撞車慘死’，是一個平淡而缺乏感情的句子。戴妃葬禮舉行後的9月7日《明報》標題是‘寵愛留身後，伊人遺心願’與‘哀歌悠悠，港人同傷感’等動人的字句，想比之下，《早報》則是‘戴安娜長眠故鄉’一個平鋪直敘的標題。”
這位知名的教育者所說的都是事實。但在華文沒有實用價值而又要鼓勵學生讀報，要求報章用詞淺近，是不得不行的。記得多年前，我作爲校外考委，考核印度政府派到本地來學習華文的外交官，就發現他們讀得懂《人民日報》，卻讀不懂我們的《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當時我們的報章保留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語文應用習慣，和香港報章的用詞相同，閱讀困難很大。就以戴安娜葬禮，《明報》的報道“伊人遺心願”爲例，什麽是“伊人”？
《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說：“〈書〉那個人（多指女性）”；《現代漢語規範詞典》說：“（文）那個人（多指女性）。”其實，這兩部詞典的釋義都不完整。“伊人”出自《詩經·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整部《詩經》只有《蒹葭》用了三次‘伊人’。）這首詩一般認爲是情詩，“伊人”是想念的情人，因此具有“那個人”以外的其他意義。那個美麗的人、可愛的人、令人喜歡的人等等附加意義。
“伊人”這個詞是一個書面詞彙，不是一般人能懂得的。
這位知名的教育者接著說：“華校結束以後，我國的華文程度低落，讀華文的年輕學子，離開學校後，大多只會講華語，而不會讀華文報，因此本地報章也只能以最淺白的最通俗的文字去迎合他們了。”這是事實，但不是報章主動迎合，而是李先生對華文報章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讓年輕人親近華文報，看得懂中文報。
後來，他也要求英文報 ——《海峽時報》，設立雙語版，讓英文教育者有機會接觸華文。這個版位的第一任編輯，就是我的前博士生吳元華教授。現在《聯合早報》出版的《我報》，也是一份語言比較簡易，新聞內容也壓縮了的雙語報刊，可以免費在地鐵站取得。這份報刊，也是在李先生的建議下出版的，目的是讓新加坡人繼續接觸華文。
李先生設法保留華文，給大衆提供接觸華文的機會，多年來都是如此，用心良苦。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華文完全沒有經濟價值。華文能在新加坡留下來，是李先生決策的貢獻。所以，他反複強調“每一個新加坡人必須掌握不同程度的英語，以便在新加坡謀生，也必須掌握他們能力能及的母語。”“關鍵是雙語。工作上需要英語，保留傳統文化需要母語。不容易。”
我曾在1998年說：“我國的雙語教育政策，不只解決了母語的政治問題，解決了我國成長時代就業不平等的社會問題，也將不同的、兩極化華英校學生，拉近了距離，而且在建國過程中，爲母語提供了一個浮台，讓母語保留了下來， 更加普及化，並對我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雖然，我們的母語程度稍微降低了，但這樣的犧牲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李光耀內閣資政非常關心母語教育，認爲只要我們能將母語保留在適當的程度上，將來有機會發展時，就能夠在這個基礎上往前發展。今天我們能夠面對新的挑戰，就是這個政策的貢獻。在評價一項政策時，必須客觀，不能感情用事。”
（二）爲了證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確，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幾年
我和李先生一起學習華語，在上完課之後，經常討論各種問題，華文和華文教學是經常討論的問題之一。每次談論，李先生都讓我充分表達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如果和他不一致，他會對自己的意見加以解釋。有時，我們沒辦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也就只能彼此保留自己的意見。
爲了證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確，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幾年。下面的一段話是李先生在2005年說的。這段話，就是他等了四五年之後才說的。
“周清海（教授）教導我華文已有30年之久，我每周與他會面一次。他下決心讓他的孩子繼續學習華文。我告訴他：‘你等著瞧，當他們達到A水准 時，他們就會開始閱讀英文報，而不讀華文報。’ 他不相信。我說，他們的功課太繁重，他們的課程都是英文，因此沒有時間（兼顧華文）。如果他們得看報紙，英文報是那麽簡單，讀起來快多了。最近我問他，孩子現在是否讀華文報，他說他們很少讀了。這是我們真正的問題。他們每天要應付生活，但他們仍然擁有華文基礎，如果你把他們送到台灣、上海、廣州或北京，六個月到一年，他們就會趕上。沒有了那個基礎，才是真正的麻煩，真正的損失。”
2011年，李先生又再一次說： “我三個孩子……上了高中，他們完全不看華文報了。因爲功課實在忙，應付不了，沒有辦法再兼顧華文。 我告訴我的華文老師周清海教授這個情況，他不相信，執意要孩子接受百分之百的華文教育。我說， 你看著吧，他們到了高中就不會再看華文報。果真到了高中，他的孩子一個接一個都不看華文報了。
……人生就是這樣，誰不同意我的看法，顯然是人生閱曆還不足。這個課題的爭議只存在于那一代人，而且也止于那一代人，現在的情況怎樣，大家都很明白了。”
這兩段話，非常集中地表現了我們討論問題時的氣氛以及李先生對新加坡華文教學的基本看法。
我的三個孩子，現在都不看華文報了，他們給我電郵或者電話簡訊，多數用英文，因爲比較方便，他們也知道我看得懂。只有給媽媽的，才用中文，因爲媽媽閱讀英文不那麽方便。我們給孩子的回郵，或者字條都用中文。這和我們最初的構想差距甚遠，我原以爲他們兩種語言應該能夠自由轉換，結果卻不是，他們的英語遠遠比他們的華語強，完全應了李先生的預測。但孩子們的華文基礎非常好，和其他華語區人士交流，完全沒有問題。兩個男孩，一個是學金融的， 另外一個是學經濟的。日常的工作語言是英文，但到中國、台灣、香港出差、開會，華語完全沒有問題。女兒是研究生命工程的，在中國、香港或者台灣參加研討會，只能用英文發表論文，但能直接用華語回答提問，不需要任何翻譯。女兒還曾經被參加研討會的中國大專教學人士問道：你是什麽時候移民新加坡的？現在，孩子們都當了父母，他們要求我們跟孫子只講華語。
我和李先生相處，都是非常坦誠的。就是在這個坦誠的基礎上，我們建立了友誼。他對我的評語是“若以古典文學的文字來形容他，他堪稱一位君子。”而且說“周清海教授是華文教學的先驅”。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李先生擔憂新加坡的華族家長會要求子女學習超乎他們能力的華文，因此華文教學必須經常調整。
（三）爲了支持我所做的事，李先生還是願意奔波
我一輩子從事華文研究與華文教學研究，一直關心下面的三個問題：一、新加坡的華文研究與華文的推廣；二、在雙語教育制度的框架下，怎樣更好地做好華文教學的工作；三、培養華文人才，協助他們成長。這三方面，我都盡了綿力，也不時得到李先生充分的支持。
1989年12月26日，新加坡華文研究會主辦“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我受當時擔任會長的已故盧紹昌先生的委托， 邀請李先生出席主持開幕儀式。這是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要求。李先生一口就答應了，而且偕同夫人一起出席。
李先生當時是總理，工作非常繁忙。但在開幕的前一天黃昏，我們上完課之後，他親自赴會場，看了會場的布置， 也試了擴音系統。可見他是如何重視這個開幕式。
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爲了慶祝成立10周年而舉辦學術研討會，我邀請李先生爲主賓，主持研討會開幕儀式。李先生馬上就答應，並且說，主持開幕式過後，願意撥出一些時間，讓研討會參加者提出問題。當天，國外來的參加者，雖然有人沒禮貌地提出了一些作爲客人所不應該提出的問題，諸如“南洋理工大學什麽時候正名爲南洋大學？”
等等 —— 屬于新加坡人自己的問題，李先生還是客氣地給予回答。提問者忘了，這是個學術研討會，不是記者招待會。
由我倡議而成立的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如果沒有李先生的積極支持，就沒有教育部長的支持。大學校長親自到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孔子學院的牌匾，大學理事會通過撥款支持孔子學院的運作，都是在李先生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孔子學院的成立儀式，李先生也應我的邀請親自主持。我之所以爭取李先生的支持，是因爲“我要讓孔子學院能處在一個被重視的地位”。
我發起編撰的《全球華語詞典》，定在2010年發布。中國的朋友托我請李先生當詞典的榮譽顧問。我給李先生發了電郵，他也馬上就答應，並且給我正式的回信，說“請在出版前讓我知道還有誰接受了邀請”。後來我們更進一步邀請他出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詞典發布座談會，他也答應了。李先生先到上海，主持世界博覽會新加坡館的開幕儀式後，專程赴北京，參加詞典的座談會，隔一天，再赴日本。李先生當時已經87歲高齡了，但是爲了詞典，爲了支持我所做的事，他還是願意奔波。
在出版座談會上，李先生提議在《全球華語詞典》的基礎上，編撰《全球華語大詞典》。他說：“現在的《全球華語詞典》只收各地華語有差別的詞彙，沒有收共同的詞彙。希望中國教育部和北京商務印書館能在《全球華語詞典》的基礎上，編成《全球華語大詞典》，將華語裏共同的詞彙都收進來。當這樣的大詞典出版時，就代表了全球華人的智慧，也表現了語言的和諧。”18他的提議，得到中國有關單位的積極支持，把《全球華語大詞典》列爲中國國家重大的出版項目。
在華文教學、華文人才的培養等方面我給李先生提出的建議和李先生上課，我們也不時談及新加坡的華文教學。這些談話，就曾經給教育部的高級官員們帶來許多不便。他們就曾經當面對我說，如果有什麽建議可以直接向他們提出， 不要在李先生面前提及。但當李先生問起一些關于華文和華文教學的事時，我總不能不坦白說出自己的看法，我總不能敷衍他。因爲這些談話，給有關的人員帶來不便，不是我有意爲之的。
李先生有時也要我在華文教學、華文人才的培養等方面提出建議。2001年，我就曾經對吸引馬來西亞華族學生的事，提出一些建議（這個建議書是以英文書寫的，我簡單譯爲中文）。建議書包括下列的內容：我對馬來西亞華族學生的觀察：
馬來西亞華族學生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三種語文：英文、中文和馬來文。和新加坡的學生比較，他們說英語的能力較弱，而說馬來語的能力較強。
馬來西亞的華族學生掌握中文的能力和熱愛華文文化的熱忱，遠遠超過新加坡學生。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熱忱遠比殖民地時期更高。馬來西亞的特殊環境使得他們更熱愛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因此掌握了更高程度的華文。
南洋理工大學裏有關中華文化的活動，他們都積極參與，而且他們之間的凝聚力很強。南大中文學會擁有6到7百個會員，大部分是馬來西亞學生。他們參與書法、中國畫、表演藝術、歌詠團、文學創作等等活動，也創辦文學雙月刊。
上面的觀察可以從下列事實得到說明：1997年國際大專華語辯論比賽，在新加坡舉行，馬來西亞隊獲得冠軍。1999 年在中國舉行，馬來西亞隊獲得亞軍。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世界華文文學比賽，小說的得獎者也是馬來西亞的大學生。這些都不是偶然的現象。
他們和新加坡學生和諧相處，那些說流利英語的，都能和新加坡學生共同組織各種學生活動。他們也願意成爲新加坡公民。除了來自沙巴的學生之外，他們大部分都希望能留在新加坡工作。
建議：
1. 新加坡的大專機構開設中文副修，讓在大專裏就讀的新馬學生選修，以培養中文人才。馬來西亞學生選修中文副修，能刺激本地學生的學習。
2. 吸收馬來西亞中文大專的學生來新加坡學習：南方學院等四所馬來西亞的私立大專，只提供三年課程，我們可以吸收它們的畢業生到來學習，以取得學士學位，然後留在這裏工作。
3. 吸收獨中和其他私立中文大專以及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來新加坡當華文教師。 2004年6月3日，我對華文教學再一次提出書面的意見（這個書面意見也是以英文書寫，我簡單譯爲中文）：
一、政策的層面：在多種語言，多種民族的新加坡社會裏，普及英語作爲行政語言，各民族之間溝通的語言，是非常成功的。但對于母語，我們不考慮家庭背景，只限定一個程度，恐怕是不現實的。以華文爲例，對那些家裏說華語的學生來說，程度太低了，而對于沒有華語背景的學生，程度可能太高了。如果我們考慮學生的家庭語言背景，政策上應該允許有不同程度的華文課程。
二、關于讀寫：
1. “O”水准考試，降低華文第二語文寫的比重而提高閱讀理解的比重，是可行的。高級華文卻必須維持原來的程度，讀和寫的比重照舊。
2. 在華文教學裏，即使是華文第二語文，對于漢字的認讀和書寫，不應該減輕它的重要性。理由如下：
A. 在書寫時，無可否認的，電腦能提供一定的幫助。但小學階段，是學習認讀與書寫漢字的最好階段，我們不應該太早剝奪學生在關鍵時期學習書寫漢字的機會。
B. 只有能書寫基本的漢字，認識字的結構，才有可能在電腦屏幕上選出正確的漢字。我們的高級官員，在給來自中國的市長和副市長班做簡報時， 將“聯絡網”的“絡”選了“落”，“商務支援署”的“署”選了“暑”，“資金實力”的“實” 選了“勢”等等，就說明了如果一個人沒有認讀漢字的基本能力，電腦也幫不了他。
3. 增加用華語教學的科目。
A. 如果我們認真要培養華文精英，就必須考慮多提供一些用華文爲教學媒介語的科目。只有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在學校裏用華文，他們才有可能掌握好華文。
B. 我建議考慮開設這些科目：中英對譯、華文文學選讀、現代中國曆史、中國文化導論等，作爲“O”水准考試的科目，並且盡可能延長到初級學院。
4. 對雙語精英給與適當的獎勵：
A. 在聘用或擢升公務員時，精通雙語的，應該給與適當的獎勵。只有這樣，人們才會將母語看作和他們有密切關系的語言。
B. 爲雙語精英提供獎學金。這個獎學金的層次應該和總統獎學金相當。
C. 我們應該讓新加坡人民了解，雙語精英的職業前景以及對他們的要求，如此他們才能認真對待語言的學習。
5. 華文教師的培訓：華文教師的語文程度正在下降，我們必須采取適當的措施，處理這個難題。不可以等到不可收拾的時候，才考慮這個問題。我建議采取下列的措施：
A. 小學的華文教師大部分只修讀“O”水准的高級華文。他們在教育學院受訓時，大部分的科目都以英語爲教學媒介語。我建議對這些受訓的華文教師，教育學院應該將一些科目的教學媒介語改爲華文，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華文接觸。
B. 我國兩所大學的中文系應增加以華文爲媒介語的科目，讓主修華文的學生選修，以保證華文主修的學生具有適當的語言和文化基礎。
2004年2月由教育部前提學司黃慶新領導的12人“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探討如何改進華文課程，教學法和評估方式。我也是委員之一。資政在這次的檢討過程中， 全程參與。我給資政寫了下面的意見： “我非常高興您能親自處理華文教學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讓新加坡人了解華文問題的重要性，才能讓不同背景的人認真地考慮華文問題，以取得共識，方便華文問題的處理。 我完全贊成您對華文在新加坡的地位的分析，以及對華文程度的要求等等看法。保留華文是新加坡人的共同責任，這一點必須加以強調。所以，我認爲除了華文媒體之外，您也應該見一見英文媒體。
實際而且積極的鼓勵，靈活的制度，政府高層次的支持，相信我們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李先生時時刻刻都關心新加坡的華文和華文教學，在作出決策之前，他都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包括《聯合早報》和相關的團體以及專業人士。這就是他把自己的近著命名爲《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的原因。
1 林明華〈李光耀和陳六使〉見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副刊〈雲淡風輕〉，2011-11-30。
2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 Times Press, 2013. P. 73.
3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 Times Press, 2013. P. 792.
4 見新加坡華文研究會編《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1。
5 李光耀〈李光耀資政致周清海教授賀詞〉，見周清海《人生記憶》頁221–225。
6 同注2。
7 1989年12月26日，新加坡華文研究會主辦“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開幕辭。
8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英文版）頁172。
9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中文版）頁143。
10 同上。
11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 Times Press, 2013. pp. 296–298.
12 劉蕙霞〈香港的雙語教育值得我們參考〉，見《劉蕙霞文集》（新加坡文藝協會出版，2013）頁19。
13 吳元華著《務實的決策—— 新加坡政府華語文政策研究》（當代世界出版社，2008）
14 蔡志禮主編《學語致用 —— 李光耀華語學習心得》（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5）頁57。
15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頁65，
16 見周清海《人生記憶·序言》。
17 見周清海《人生記憶》頁224。
18 周清海《人生記憶》頁102–102。
周清海：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理事長，中華語言文化中心顧問。長期從事中國語言和語文教學研究。
（作者：周清海）
本文收錄于《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作者周清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