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MBA(醫療管理)校友Ramaswamy Akhileswaran醫生，是第一個獲得安甯醫學文憑的印度醫生。
在那個安甯治療還不被大衆所熟悉的年代，他讓醫學變得更有溫度。
安甯治療(palliative care)是通過早期識別、積極評估、控制疼痛和治療其他痛苦症狀，包括軀體、社會心理和心靈的困擾，來預防和緩解身心痛苦，從而改善因疾病而威脅生命的患者及其家屬的生活質量。
在Akhileswaran醫生看來，能夠幫助患者更好地渡過生命中的最後時光，是一件極具意義的事情。
校友簡介
Ramaswamy Akhileswaran
新加坡安甯醫學專家
邱德拔醫院老年醫學部高級顧問
曾任新加坡臨終關懷協會CEO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MBA(醫療管理)2010屆
作爲一名放射腫瘤醫生和安甯醫學(Palliative Medicine)專家，Ramaswamy Akhileswaran醫生對死亡再熟悉不過。
他說，許多癌症晚期的患者都會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奮力抵抗，但無論他們怎麽掙紮，最後也贏不了這場和死神之間的搏鬥。
“一旦進入安甯治療，意味著病人已經走向了生命的最後階段，我也無力再救治任何人。”他補充道。
但是，當記者問到這份工作是否讓他覺得沮喪時，他搖了搖頭。
作爲新加坡邱德拔醫院(Khoo Teck Puat Hospital)老年醫學部的高級顧問，Akhileswaran這樣答道：“在和病人相處的日子裏，我總能記住那些美好、積極的一面。我竭盡全力緩解他們的痛苦，讓他們能感覺舒服一些，做一些讓他們快樂的事情……這些小小的喜悅和勝利都是支撐我繼續前進的動力。”
除此之外，Akhileswaran還長期擔任新加坡國際基金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的志願者。去年12月，他獲得了新加坡總統哈莉瑪·雅各布(Halimah Yacob)頒發的全球公民獎(Global Citizen Award)。
用寶萊塢電影打開患癌少年心房
Akhileswaran講述了Raju的故事。Raju是他幾年前在新加坡國際基金會安甯治療項目中遇到的一位印度尼西亞少年。
“我很好奇爲什麽一個穆斯林男孩會叫Raju，之後我的團隊告訴我，因爲他喜歡寶萊塢電影。”
這個男孩當時身患骨癌，並且已經擴散到了肺部。放療和化療讓他掉光了頭發，他也因此開始變得十分抑郁，不願離開自己的房間。
盡管印尼的醫務人員告訴Akhileswaran，Raju可能不會見他，但63歲的Akhileswaran醫生卻還是決定去看看他。
“我問他的父母能否和Raju談談，他們告訴我‘你可以試試，但他應該會拒絕’。”
“我走進他的房間，發現他拒絕和我有眼神接觸。我對他說，‘Raju，我也很喜歡寶萊塢電影和沙魯克·汗(Raju的寶萊塢偶像)，我看過很多他的電影’。”
這句話打破了房間裏的僵局。Akhileswaran的話語令人十分安心，Raju後來還摘下帽子，與父母和姐妹合影，而在此之前，他與家人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見了。
Akhileswaran醫生接觸患有骨癌的印度尼西亞少年Raju。(圖片源于SIF)
Raju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當被問到最想做什麽時，他還是說想讓父母高興。
“他的父親告訴護士，聽到這句話時他感到很欣慰，我對此也很感動。雖然我們只在那裏待了一個小時，但那卻對Raju和他的父母以及身邊的人産生了積極影響。”
早年成長
Akhileswaran出生于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的一個工業化城市哥印拜陀(Coimbatore)，父親是一位采礦工程師，他是家中三個孩子的老大。
他說自己之所以能成爲一名醫生，主要是因爲受到了祖母的影響。
他笑著回憶道：“在我小時候，祖母常常說家裏沒有醫生。她不停地催我，給我洗腦，讓我去做一名醫生。”
由于父親工作的原因，Akhileswaran整個童年都在四處漂泊，但也會爲了去上好學校，住到親戚家。他曾在海德拉巴公立學校就讀。Adobe執行長山塔努•納拉延(Shantanu Narayen)和微軟執行長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都畢業自這所學校。
學醫助人
在性格方面，Akhileswaran積極進取。1977年，他進入了海德拉巴的鄂圖曼尼亞醫學院(Osmania Medical College)學習。
大一時，他還被拉去一位生物化學教授自己開設的免費診所幫忙。在那裏，Akhileswaran負責分發藥物。他說：“我們開著一輛大貨車到處轉，搭起帳篷，然後就會有一大群人來。”
後來，他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家醫院開展研究生醫學培訓時，幫助他人幾乎成了他生活的重心。
“古吉拉特邦的索拉什特拉地區東部發生了嚴重幹旱，兩三年沒有下雨，所以那裏的人都選擇離開，只留下了他們的牛群。”
于是他加入了一個非盈利組織，在有水和飼料的地方爲牛群搭建起了營地。
Akhileswaran還爲這個非營利組織籌集資金，他說：“後來，我們會去一些牛群被遺棄的地區，把找到的動物和農民運送到這些營地，照顧他們，並爲他們提供食物。”
驚人的工作量
最初，Akhileswaran在安得拉邦的一家醫院做普通外科手術醫生。那家醫院專門爲科塔古德姆一家大型礦業企業的工人提供服務。
作爲醫院爲數不多的醫生之一，Akhileswaran幾乎一周無休，整天都待在醫院。
“我要淩晨兩點才回家，早上四五點，我又要開始工作了。”
後來，Akhileswaran從朋友口中得知，博古吉拉特邦有個醫院的放射腫瘤科正好有個空缺，他便欣然接受了這個機會。
然而，和之前的工作一樣，新工作也很忙碌。“僅周一上午9點到中午，我們就要看50到60名患者。”
龐大的患者數量意味著他必須加快看診速度，他也因此感到不安，因爲有些患者跋涉300多公裏來求醫，但他卻沒辦法把太多時間放在每一位患者身上。
“對于那些需要更加留心關注的病患，我會在完成所有的工作以後再去看他們，很多患者都願意等我。”
而這一切，都讓這位年輕醫生深刻體會到了治療的心理力量。
“實際上，他們之中許多人都做得很好。我的意思是，盡管他們最終還是因爲重疾去世，但他們走得更平靜一點，也很珍惜他人給予的關懷。”
對安甯治療的興趣緣起
後來，在機緣巧合下，Akhileswaran接觸到了安甯治療法。那是1988年，在一次會議上，他偶然聽到英國安甯治療護理先驅Gilly Burn的演講。
他回憶說：“她所說的內容很有權威性，也很有道理。”
因此，兩人很快成爲了好朋友。通過Burn女士，他認識了全球安甯治療領域最受尊敬的頂尖專家，並與他們共事。
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內科醫生Robert Twycross。他推動安甯治療成爲了現代醫學公認的領域，並就安甯治療撰寫了幾本書籍。
Twycross醫生很喜歡這位年輕的印度醫生，因此在1992年，他在牛津大學爲Akhileswaran安排了兩個月的安甯醫學培訓。
作爲培訓的一部分，他被派往英國威爾士加的夫的Holme Tower(後更名爲Marie Curie Hospice，瑪麗·居裏癌症護理中心)，該機構由著名的安甯療法先驅 Ilora Finlay教授管理。
“她現在是男爵夫人，也是上議院的議員。她很喜歡我，每次她演講或參加會議都會帶我一起去。”
她還要求Akhileswaran去讀她創辦的安甯醫學文憑課程，那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安甯醫學文憑。
Akhileswaran說：“1993年，我成爲了第一個獲得安甯醫學文憑的印度醫生。”
創立印度首個安甯醫學部
後來，Akhileswaran又回到了班加羅爾，那是他曾經從事放射腫瘤學工作的地方。他在馬尼帕爾醫院(Manipal Hospital)建立了一個安甯醫學部，這可能是印度第一個與安甯醫療領域相關的部門。
他還幫助班加羅爾臨終關懷信托基金(Bangalore Hospice Trust)開啓了一項家庭臨終關懷計劃，該基金會是印度癌症協會(Indian Cancer Society)和班加羅爾扶輪社(Rotary Club of Bangalore)的一個聯合項目。
參與該項目的其中一位專家就包括吳馮瑤珍(Cynthia Goh)教授，她是新加坡安甯醫療界的功臣。
吳馮瑤珍教授今年2月因患胰腺癌去世。幾年前，在新加坡的一個會議上，Akhileswaran曾與吳馮瑤珍見過一面。
那時，她說服Akhileswaran去參觀了臨終關懷協會(Hospice Care Association, HCA)，該協會是1989年在吳馮瑤珍的幫助下創立的。吳馮瑤珍相信，Akhileswaran醫生就是能擔任臨終關懷協會(HCA)醫療負責人的最佳人選。
他說：“當時來這裏參觀，但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考慮讓我當負責人。參觀結束時，他們才提議讓我來做這份工作。”
當時，Akhileswaran已經成家，太太是一名病理學家。
2013年Akhileswaran醫生爲病人進行例行檢查。(海峽時報資料圖片)
初到新加坡“困難重重”
Akhileswaran和太太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今年33歲，是一名廚師，小兒子28歲，是一名海軍潛水員。
2001年，他舉家移居新加坡，那是一段令他難忘的時光。當時一個新加坡的表親幫他在實龍崗北4道找到一套公寓。
入住的第一天，他和家人在外吃完晚餐回家，卻發現電梯裏和外面的牆上都用黑色油漆寫著自己家的門牌號。
他回憶道：“我們回到公寓時，門上全是黑色的油漆，我們也打不開鎖。”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之前的房客因高利貸惹上了麻煩。盡管報了警，騷擾還是持續了一年多。
“每天淩晨3點，那些放高利貸的人都會來敲門，喊著一個華人的名字。這是一間套房，我從樓上可以看到那些來催債的小青年。我就問他們，‘你們覺得我像華人嗎?’”他說。即便如此，騷擾仍沒有停止，最終他和家人還是決定搬家了。
除了在生活上，Akhileswaran在職業方面也碰到了困難。盡管他很喜歡這份工作，但臨終關懷協會(HCA)在2002年的資金被削減，遭遇了嚴重的財務困境。
投入新加坡安甯醫療界
那時候，他腦海裏甚至閃過收拾行李回印度的念頭。但時任國會議員薛愛美(Seet Ai Mee)醫生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並表示希望他能給她兩年時間扭轉困境。
13個月後，在Akhileswaran和薛愛美的共同努力下，一切終于回到了正軌。薛愛美醫生曾在1992年幫助建立了慈懷病院托福園(Dover Park Hospice)。
2007年，Akhileswaran醫生加入了新加坡國籍，被任命爲新加坡臨終關懷協會(HCA)首席執行官。他在新加坡工作了近15年，在此期間，他帶領該機構完成了許多裏程碑，包括開設了幾家附屬中心。他本人還獲得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頒發的MBA(醫療管理)學位。
Akhileswaran說：“過去二十年來，這裏的安甯療法發生了巨大變化。對該療法有了全面了解後，各界都表示了支持——包括心懷感激的患者及其家人、專業醫護人員、社會、醫療部門以及新加坡衛生部。”
探索更多安甯療法
離開臨終關懷協會(HCA)後，Akhileswaran于2016年加入了邱德拔醫院。
他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滿，但Akhileswaran醫生還在繼續回饋社會。12年來，他一直在SIF擔任志願者，在印度尼西亞培訓醫療工作者和爲身患絕症的病人和兒童制定安甯治療計劃。
對于2019年的音樂治療項目MusicCare，Akhileswaran醫生感到很自豪。在項目中，著名大提琴家Leslie Tan和萬隆愛樂樂團等組織進行了合作。
他分享道：“音樂真的可以幫助那些臨終的人，因爲這可以讓他們産生共鳴。音樂能讓患者感到放松，想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讓他們脫離正在遭受的痛苦情緒。有時，他們不用藥物，邊聽音樂就能睡著了。”
他還與吳馮瑤珍醫生攜手，與連氏基金會(Lien Foundation)、緬甸衛生部和緬甸醫學協會一起合作，在緬甸開展了一個安甯治療項目。
除此之外，他還是新加坡癌症協會(Singapore Cancer Society)的客座顧問，每周會騰出兩個上午的時間對絕症患者進行家訪。
他說：“安甯治療的目的不是爲了延長患者的生命，而是爲了讓他們的最後一程更舒適。我們開展這個項目是帶著使命的，如果我能夠幫助別人，讓他們的生活比現在好一點，那我就完成了這項使命。”
文章編譯自新加坡海峽時報
原文標題爲Palliative medicine doctor Ramaswamy Akhileswaran just wants to ‘add life to days’ of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作者：Wong Kim Hoh，《海峽時報》生活版副編輯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