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
複旦大學經濟學院
摘要：2010年以來，國際上關于中國經濟未來的討論熱情高漲。一方面，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人們必須了解在不遠的將來世界經濟格局將因爲中國的經濟主導而發生怎樣的變化；另一方面，“唱衰”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認爲，中國經濟的增長引擎在2-3年裏就會“熄火”。爲此，結合多年來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觀察和思考，本人有關中國經濟未來前景的看法，主要從三個主題考慮：（1）爲什麽我們能實現高增長？（2）未來我們還能增長多久？（3）我們具備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嗎？破解消費需求不足論，考慮到中國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資本上的基礎優勢以及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的一般規律，本人還特別回答了中國爲什麽不太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核心命題。
關鍵詞：經濟增長 收斂假說 資本積累 技術進步 中國
JEL: N15, O10, O40, O57
2010年以來，國際上關于中國經濟未來的討論熱情也重新高漲。爲什麽西方那麽關注中國經濟的未來？一方面，因爲中國經濟變大了，變得重要了，人們不僅不能忽略中國經濟，而且必須要了解在不遠的將來世界經濟格局將因爲中國的經濟主導而發生怎樣的變化。另一方面，“唱衰”中國的言論很有市場。據中金研究部黃海洲先生說，他最近到了華爾街，親身感受到華爾街的很多投行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很不看好，而且是非常認真地不看好。黃海洲發現，那些對沖基金或許認識到當前唱衰中國是能有機會掙錢的。當然，唱衰中國的還有很多著名經濟學家。最有名的可能要數兩位美國經濟學家：一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他對整個亞洲都是唱衰而且唱衰20年了；還有一位是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的魯比尼。他們一致唱衰中國，認爲在兩到三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就會出大的問題、就會熄火。相反，對中國經濟的樂觀卻得不到重視、甚至不受歡迎。這個現象很奇怪。
過去三年裏面，我比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時間去閱讀、觀察和思考中國的經濟，這使得我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中國經濟未來前景問題上的個人看法。但是，要回答中國經濟還能再增長多久的問題，的確是比較困難的，因此我只能做一些簡單的討論，希望引起大家進一步的思考。今晚我想談三個小的題目：一個是，爲什麽我們能實現高增長？第二，未來我們還能增長多久？最後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影響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在未來是不是能得到滿足。
中國爲什麽實現了高增長？
按照當年價格計算的中國經濟總量現在已經差不多50萬億，將近美國經濟總量的一半了，而且增長速度非常快。按照名義值計算基本上平均5年翻一番，即使按照可比價格計算，GDP平均7年也可以翻一番。2005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了英國，2007年又超過德國，到2010年剛好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目前的增長趨勢，只要中美兩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之差可以維持在3.5到4個百分點的話，中國GDP總量在2020年前後跟美國持平甚至超過美國。
討論這個速度的含義是很有意思的。過世不久的著名經濟史學家Angus Maddison教授曾經複原西方早期經濟史的數據後發現，在18世紀之前的西方世界，人均收入的變化非常緩慢，人均收入要翻番幾乎要1400多年。英國工業革命之後，隨著技術的革命性進步，很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才真正加快了，很多國家實現了人均收入2-3%的增長速度。二次大戰之後，這個世界不一樣了，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增長特別快的經濟體，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如日本和東亞四小龍（英文裏說成是四小虎），這些經濟可以保持7-8%的增長率。這樣的話，10年就可以實現人均收入的翻番。經濟高速增長這一現象，其實不是很遙遠的事情，也就半個世紀的曆史。
爲了理解這些高速增長的現象，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謂“收斂假說”。意思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經濟有可能實現比富裕的國家更高的增長率。爲什麽有這個可能性呢？第一，落後經濟的分母小，增長率容易更高；第二，更重要的是，落後經濟可以模仿發達經濟的制度、技術和生産方式，容易趕超後者；處在前沿的國家因爲沒有可追趕的對象，所以增長會趨緩。
這個假說非常重要，它至少幫助我們認識今天爲什麽可能有更多的經濟趕超的現象，而且這些趕超的經濟確實取得了非常好的發展成果。但是，收斂假說並沒有給出實現收斂的條件是什麽。也就是說，它沒有回答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要實現趕超，一個國家該怎麽做。實際上，要獲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去尋找和研讀發展經濟學或增長經濟學家們的研究文獻，這些文獻試圖從理論上去弄明白一些成功的經濟體成功在什麽地方。特別要指出的是，1993年世界銀行出版了非常有影響的研究報告《東亞奇迹》，對東亞經濟爲什麽可以實現高速而持續的增長做出了系統性的研究和總結。盡管存在爭議，但這個報告爲我們認識經濟收斂發生的條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經濟學家發現，要實現經濟發展，一個國家必須有比較快的資本積累，換句話說，不能把所有的收入都吃掉，因爲都吃掉的話，沒有積累，就不能發展了。我這裏引用1979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獲得者Arthur Lewis的一段話，這段話出現在他1954年那篇有影響的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中。這段話的原文是“The central problem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a community which was previously saving and investing 4 or 5 per cent of its national income or less, converts itself into an economy where voluntary saving is running at about 12 or 15 per cent of its national income or more, This is the central problem because the central f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api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lud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capital)”。Arthur說的很清楚，經濟發展的最核心問題是加快資本積累，就是這個國家的國民收入中用于儲蓄的部分要大幅度增加，國民收入不能都消費掉了。你看現在歐洲的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他們爲什麽出現經濟不增長呢，一方面因爲收入水平相當高，增長動力沒有了；而且，這些國家的國民儲蓄已經很低了，每年掙的錢都用于社會保障和其他的消費了，沒有存留，甚至要舉債用于消費和社會福利開支。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于那些非常貧窮的國家，比如非洲，經濟發展一直不盡人意。什麽原因？我前幾年到開羅參加一個關于經濟發展的會議，就專門討論非洲可以從東亞學到什麽這個主題。戰後半個多世紀，世界銀行在非洲嘗試了所有增長的模式，但是沒有一個成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儲蓄率過低。
20世紀60年代以後，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成功實現了經濟增長，而它們的共同特征就是儲蓄率比較高。爲什麽東亞人儲蓄而非洲人不儲蓄？當然這個是很大的理論問題，一直到現在經濟學家也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簡單的答案。不過，東亞人非常重視子孫後代的財富和幸福，總是朝前看，這是文化的差異造成的。
如何實現較快的資本積累呢? 蘇聯的資本積累也很快，那些曾經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也都有很高的積累率，但是經濟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即使有過高速增長的階段，也只是昙花一現。原因是什麽呢？主要是因爲技術不進步。你有高積累沒有用，你必須要有技術進步，否則你投資多了，資本的邊際回報出現遞減，所以增長變得不可維持。事實上，對于發展中國家或者比較落後的國家而言，確保資本的積累過程伴隨足夠的技術進步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在過去20年裏保持了比較高的投資率（但即使這樣，中國的儲蓄率仍然在多數年份大于投資率）， 使得資本存量快速增加。我的計算顯示，過去20年，資本存量平均每年增長大約12%，高于改革的頭10年，因此資本産出比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快速提升，而這個時期正是中國GDP增長最快的時期。
要指出的是，資本積累的加快伴隨了技術的進步，這是與蘇聯很不同的。在中國，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了貿易。中國過去20年，進出口貿易增長非常快，而且貿易的擴張主要通過外商在華的直接投資（FDI）實現，這是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對中國經濟發展來說，進口甚至比出口更重要，因爲相對于出口消費品而言，中國進口的大都是資本品和中間品，所以進口的都是技術，包含在資本品中的技術。以貿易爲途徑吸收和消化國外的技術，逐步實現技術的本土化和技術升級，是中國技術進步的基本方式。
資本積累是否伴隨了技術進步，可以使用最簡單的增長核算方法。增長核算的原理是，投入要素的增長率的加權值是否大于或小于産出的增長率，兩者之差被稱爲“全要素生産率”（TFP）的增長率。對蘇聯的增長核算發現，只有1965年之前的TFP還不錯，但以後TFP的就出問題了，一直到蘇聯解體。用同樣的方法研究東亞四小龍，發現其TFP的增長率是正的，這是核心的區別，盡管看蘇聯和韓國都有高積累，但是各自增長機制是完全不同的。
迄今爲止的研究都發現，中國在高速資本積累期間依然保持了較好的TFP的增長率，大概每年平均3-4%，對GDP增長的貢獻平均在35-40%。即使與東亞經濟相比，這個成績也是相當不錯的。我認爲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在過去20年裏面，伴隨資本積累過程的是我們的市場開放、競爭、貿易擴張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所有這些都幫助中國可以維持較好的技術進步的速度。這也回答爲什麽中國經濟可以增長這麽快的問題。我想，不僅因爲中國的資本積累的速度加快了，有不斷提高的投資率，更重要的是總的投資效率、技術的進步都非常的明顯。
中國還能再增長多久？
大家非常關心中國經濟的較快增長趨勢還可以持續多久？坦率地說，經濟學家還沒有很好的辦法去預測未來的經濟增長。不過，收斂假說還是能夠幫助我們來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從收斂的角度來看問題，我們需要簡單地討論一下中美經濟的差距了。因爲，差距越大，追趕的空間就越大；而差距越小，經濟趕超的速度就越慢。換一個說法就是，人均收入越高，增長越慢。
2003年高盛有一個大膽的預測說，2041年中國經濟總量才有望超過美國，也就是說，中國還要用38年才可能超過美國成爲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今天看，這個預測過于保守。但是，2003年中國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而且，高盛假設中國的人均GDP從1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率是要從10%下降到5%的。現在看來，這個假設大大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能力。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之後，國內外出現了關于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的多個預測，絕大多數的預測都基于收斂假說。比如，如果假設未來10-15 年中國經濟可以保持8%的增長率，美國2%，人民幣對美元的彙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我們假設中國的CPI 通脹水平小于5%，美國小于2%。這樣的話，可以推算出中國在2020 年之前就可以達到和美國一樣的經濟總量。如果假設未來 10 年的頭5 年中國經濟保持8.5%的增長率，後5 年降至7%，那麽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是7.75%。假設美國頭5 年增長3%，後5 年增長2%，那麽美國未來10 年的平均增長是2.5%，人民幣對美元每年升值3%，這樣推算下來中國在2019 年就趕上美國。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英國《經濟學人》2010年年底的預測方法。
2011年初，IMF也公布過一個關于中國經濟趕超美國的預測結果，不過，是基于購買力平價（PPP）方法來預測的。按照IMF的PPP換算方法， 2010年中國GDP總量應該比按照官方彙率換算的高出一倍，差不多是11.2 萬億美元；而美國GDP 則沒有變化，是15.2 萬億。IMF預測，到5 年以後，就是2016 年的時候，中國GDP 的總量就在19 萬億美金的水平，而那時候美國是18.8 萬億。這樣的話，中國5年後就趕上美國了，可以計算出，2016年中國經濟的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是18%。我用這個邏輯推下去，到 2020 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量按照購買力平價的換算結果，占全球應該是接近25%了。這讓我想起著名經濟史學家Maddison先生曾經複原的一個數據，在1820 年，中國經濟曾經占全球的份額爲28.7%。200年以後，到2020年，中國經濟終于又回到了這個點上，真是風水輪流轉啊！去年底，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出版了資深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的一本書，叫做《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用他計算的“經濟主導指數”來估計，中國經濟現在已經是老大了，不是5年以後，是現在。而且，他對中國經濟的前景非常樂觀。
目前爲止，少有人對2020年中國經濟超過美國的預測持反對意見，我們暫且認爲這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我要與大家再討論的是，2020年之後，作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還能再增長多久？
即使到2020年前後中國經濟在總量上和美國持平了，但是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很低的，大概相當于美國的四分之一，相當于現在上海和美國的人均GDP的差距。按照今天的世界銀行的標准以15000美元來衡量，到2020年，中國還是一個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間的收入水平的國家，仍低于東亞四小龍的收入水平。從收斂假說來思考，我們還有快速增長的空間。那麽，這個空間在哪裏呢？這個空間可以維持多久的高增長呢？老實說，這些問題不容易回答。讓我結合數據來大體討論一下吧！
首先，現在作爲中上等收入的國家，中國未來依然有巨大的投資空間。2010年底，中國資本存量大約是GDP的兩倍多，差不多是93.3萬億元，約13.8萬億美元。美國2010年底的資本存量是44.7萬億美元，我們還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強。按照人均計算中國就更低了，2010年中國人均的資本存量只有1萬美元，不到美國的10%，不到韓國的20%。即使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與美國差距還是巨大。以鐵路爲例，按照規劃，中國鐵路裏程在2015年將達到12萬公裏，僅僅是美國22萬公裏的一半多。現在的9萬公裏鐵路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要達到5萬公裏的裏程也要到2015年。過去20年加快了高速公路的建設，但按照密度來算仍低于整個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是他們的70%，而且內地的密度更低。再看城市軌道交通，中國500萬人口的大城市將近100個，現在80%的城市是沒有地鐵的，現有地鐵裏程90%集中在東部的地區。從這個意義來講，即使在2020年之後，中國的投資空間依然很大，經濟可改善的余地依然很大。這個是很重要的。即使整體上進入了中上等收入的階段，中國內部的地區之間依然有巨大的“趕超”空間。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沿海和內地的人均資本存量差距非常大。2009年，沿海11個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資本存量比內陸20個省市幾乎要高一倍。如果沿海人均GDP是1.2萬美元，內地平均是6000美元，假設內地有9%的增長率，沿海有5%的增長率，內地大概需要20年才能收斂于沿海的水平。
到2020年以後，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也許會慢下來，但不會太低（如5%）。我認爲，平均而言再維持10年的6-7%是完全可能的。這不僅因爲國際上有先例，如東亞經濟在人均收入達到中高水平以後都保持過較快的增長，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地區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資和生産率的改善空間。
中國經濟繼續維持20年的較快增長，爲什麽我對此有信心呢？除了以上的分析要點之外，也許還可以觀察一些參數的變化趨勢推算出來。首先我們來看中國的就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所有成功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在增長重心從傳統農業部門轉向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過程中，勞動力也就隨之從農業轉向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結構變化的過程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中國也不例外。過去30年，從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力比重大幅度上升，農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現在，農業的附加值占GDP大約10%左右，未來還將會緩慢下降，有研究估計，到2030年會下降到5-7%，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還將繼續減少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可以預料，按照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來估計，農業勞動力占比從現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從而接近農業附加值占GDP份額，至少還要20幾年。
從另一個參數來討論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這個參數就是中國的城市化率。去年，國家統計局說中國的城市化率超過了50%，這意味著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業人口。城市化率從20%幾到現在的50%，用了3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提高一個點，一個點的背後是1000多萬人成爲城市人口。按照這個趨勢推算，未來中國的城市化率要達到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70%，還需要20年時間。因此，我認爲，即使2020年中國成爲世界最大的經濟了，之後應該有不少于10年的空間來完成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轉變與現代化，從而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率。
中國具備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嗎？
從某種意義講，以上的討論只是給出了未來持續較快增長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每個人都關心中國未來的較快增長是否可能，未來是否具備再增長的能力？特別是，在需求條件上，中國未來是否可能釋放和維持旺盛的國內需求來支撐經濟的持續增長；能否在未來站到技術的前沿，能否成功實現産業的升級？對于這些問題，今天我只能簡單談一下我的看法。一方面是關于未來的國內需求條件的變化趨勢，特別是消費需求和儲蓄率的變化；另一個方面是關于技術進步和未來産業升級的問題。由于這個兩個問題都與現在倍受關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關，所以，我的討論也有助于回答中國爲什麽不太可能跌入這個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首先，討論關于維持未來較快增長的需求條件。之所以要提出來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爲目前非常流行的觀點就是所謂“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的嚴重不足。基于對當前需求不足的判斷，多數人認爲消費萎縮使得中國未來不足以再維持再增長，增長即將“熄火”。
坦率地說，對我而言，消費占比的下降一直是一個謎團。從數據上看，中國家庭消費開支的增長並不慢，因爲這些年社會商品零售額的名義增長率都超過了17%，而且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務以及醫療保健和養老等方面的開支增長更快，即使扣除價格因素，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也看不出存在顯著差距。最近，Subramanian教授提到，如果把中國和亞洲主要經濟體的人均消費增長做一個對照就發現，在相似高增長的階段，中國的人均消費的增長顯著好于日本、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等。所以，我一直不太理解爲什麽過去10年會出現消費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的現象。從官方數據上看，家庭在住房消費開支以及服務消費等方面的開支存在被嚴重低估的可能。比如在房屋私有化率高達90%的情況下，國家統計局也承認缺乏足夠可靠的曆史資料來估算“虛擬租金”。另外，國家統計局利用現有的官方社保、醫療、金融、保險等部門的統計資料進行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醫療以及金融中介服務等方面的實際開支。
一個可以理解的現象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總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這主要是因爲我們處在高增長和高積累的階段，GDP裏面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資搞建設，爲的是提高人均資本存量和勞動生産率。當然，就算我們相信消費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絕對量的減少。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沒有必要對中國未來的消費需求的釋放表示悲觀。
無論過去消費的占比是否出現下降趨勢，我相信未來的消費占比一定會不斷提高。首先，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國社會的消費升級不可避免；其次，城市化的進程將不斷釋放住房消費的能量；再次，伴隨城市化進程的教育、醫療健康以及社會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將大力推動未來服務消費的進一步增長；最後，隨著低收入階層住房保障體制的逐步完善，會帶動大量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支出的增長。
未來消費占比持續提高的結論，還可以從國民儲蓄率的未來變化中推斷出來。亞洲四小龍和日本都曾經經曆過儲蓄率上升轉而下降的過程，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人口轉變有關系。因爲人口紅利的存在會提高國民儲蓄率，而人口紅利的減退將降低國民儲蓄率。根據關于中國人口轉變的研究和預測，中國在未來20年不可能繼續保持這麽高的國民儲蓄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表明中國的生育率已經很低了，和發達國家差不多，一個婦女平均生1.6個孩子。而且，中國有1.776億人口是在60歲以上，中國將與東亞經濟一樣正在快速進入老齡化的社會。人口越老齡化，國民儲蓄率就會越低。如果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模式來推算，中國的主要儲蓄者（也就是35到54歲這個年齡段的人）比例的峰值應該是在2010年前後。這意味著國民儲蓄率的最高值也就在這幾年，之後只會降下來而不會持續上升。
隨著老齡化的到來，中國的家庭儲蓄率一定會逐步下降，不可能持續維持目前大概30%的水平。不僅家庭儲蓄率要開始下降，老齡化將迫使政府的收入中要有更多的錢用于社會保障、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消費項目，不能更多地用于經濟建設，這必然會降低政府的公共儲蓄率，提高政府公共消費的占比。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經濟的基本建設和資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15到20年的時間，這對中國經濟收斂于高收入發達國家至關重要。從國際經驗看，我認爲，過了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太可能高于5%，那時消費需求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技術和産業的升級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現象。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人均收入從5000美元提升到15000美元甚至到20000-30000美元的水平，必然要依賴技術和産業持續的升級換代。目前多數人較爲悲觀，擔心中國在未來未必能擁有實現技術和産業升級的能力。出現這樣的擔憂，是因爲他們對現狀不滿意，看到過去30年中國的技術進步還主要依賴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自主研發和創新的能力還不足；即使已經成爲貿易大國，我們出口品的附加值率總體還不高。但問題是，看到了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在技術創新和産業結構上的巨大差距，是否因此就斷定中國難以在未來保持較強的技術創新與産業升級的勢頭呢？我認爲這樣的思維方式不可取。正確的思維方法是觀察中國在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方面走過來的路徑是否大體正常，中國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經驗規律。
從經濟發展的國際經驗來看，技術和産業的升級與人均收入的提高有顯著正相關的關系。過去30年，中國的産業結構變化非常明顯，即使在貿易領域，出口産品的構成和技術複雜程度也在持續上升中。2006年，哈佛大學Rodrik教授研究發現，中國出口品的構成幾乎與法國一樣，從出口品的技術複雜性來推算，中國的人均收入應該比現在高出三倍才對。的確，與中國出口産品種類相似的那些國家，其人均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國。2009年，Yang 等人研究發現，1980 年代以來，中國出口産品的技術構成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升。2010年，Amiti 和Freund通過比較1992 年和2005 年中國的出口産品構成發現，農産品和紡織服裝占中國出口額的比例顯著下降，而計算機及其它電子産品在出口中的比例則大幅上升。2010年，Wang 和Wei把中國出口産品的種類與發達國家對比，發現G3 國家出口而中國沒有出口的産品種類從1996 年的101 種下降到2005 年的83 種，分別占所有産品種數的2.44%和1.97%。
我不否認，中國出口的技術含量和技術複雜性的提高部分會因爲加工出口占比較高而有所高估。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加工出口的占比多年來是在下降中。更重要的是，技術進步與貿易密不可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分工格局已經轉變爲垂直分工爲主了。在這種背景下，技術進步不再是過去那種完全靠自己關門做研發的模式來推進。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靠引進技術特別是通過貿易和投資的方式引進跨國公司的技術並進行消化，最後發展出本土化的技術創新能力，就是符合經驗規律的正道。即使在加工貿易領域，看上去是用別人的技術或者消化別人的技術，能做好這個也是不簡單的，不要以爲別人的技術轉移過來就可以幫助實現自己的技術進步。很多經驗研究發現，國外的技術轉移過來，能夠有正面的溢出效應並取得帶動技術本土化的效果，自己必須是要具備良好的研發基礎和消化能力的。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在這方面的表現中國顯然略勝一籌。
最近，我們利用2008年海關的貿易數據和工業普查的數據，測算了100多個制造業行業的出口附加值率即出口價值中的國內附加值所占的比重，由行業加權的2008 年中國出口品的國內附加值比重爲67.78%。爲了更好地理解這個比重的含義，我們找到了2011 年世界貿易組織（WTO）出版的WTO 和日本亞洲研究所（IDE-JETRO）合作研究貿易模式變化報告。該報告使用IDE-JETRO 編制的涵蓋9個國家和地區（日本、印尼、韓國、台灣 、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中國）的亞洲投入産出報表（AIO）2008 年的數據，估算出的9個經濟體貿易加權的出口品的國內附加值率值平均爲72%。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國內附加值率爲42%，中國台灣爲53%；韓國爲63%，泰國約爲65%。中國大陸爲63%，與我們的估算結果很接近，高于新加坡和中國台灣，與韓國和泰國相似。這說明，我們現在出口品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在亞洲主要經濟體中已不算落後，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的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取得了成績。另外，報告提到，美國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的國內附加值率相當接近，大約爲85%左右。這說明，相對于發達的工業化經濟而言，新興工業化經濟和新興市場經濟的出口附加值率總體而言還相對較低，這是正常的現象。這意味著中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還有待不斷提升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的潛力，特別是提高資本密集和技術複雜行業的附加值率，持續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從國家層面來看，過去10多年，中國實施自上而下的科技發展和鼓勵自主創新戰略也大力提升中國的技術研發能力，這對于未來20年的技術和産業升級具有重要的意義。從OECD的經驗來看，研發投入占GDP要達到1%的水平通常要經曆相當長的時期，但越過1%就會加速，這個現象被經濟學家稱之爲“科技起飛”。以研發投入占GDP超過1%這個標准來定義，中國已經進入到科技起飛的階段，現在的研發投入占GDP已經在1.7%，並很快提高入到2%。目前中國研發投入的增長率大概爲6%，與韓國和新加坡相當，屬于最快的國家了。根據2006年國務院《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2006-2020）》的估計，到2020年，研發投入占GDP從現在的1.7%將達到2.5%，進口技術的比重從現在的50%強降到30%。規劃還預測，中國新興戰略性産業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從現在的3%將會達到15%以上。現在看來，中國在通訊領域裏的技術升級和自主研發的能力已經獲得比較大的發展，前幾年中國通訊與信息部門制定的一些技術標准已經引起跨國公司的高度關注甚至抗議，這說明未來的前沿技術的自主研發和創新已指日可待。
考慮到中國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資本上的基礎優勢，只要我們繼續堅持開放貿易的政策，積極參與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轉移的技術，不斷增加我們在自主研發上的投入，我相信我們在技術階梯上就能夠快速上移，産業不斷升級，未來站到技術的前沿是很有希望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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