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創新格的治書信史
——記饒宗頤《潮州志》的纂修與重刊
林英儀
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國際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曾于1946—1949年擔任潮州修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潮州志》總纂，主持纂修《潮州志》的實際工作。當時，饒教授年甫而立，風華正茂，奮發有爲，以超凡的魄力，發揮三長[1]之才能，興創新格、纂韋編之壯舉，成爲全國罕見的文化盛事，在地方志史上樹立起承先啓後、典式垂範的豐碑。
一、專家雲集，規模空前
1946年4月，由地方政府開明官員和熱心史志工作的行家發起，時駐潮安縣城的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決定纂修《潮州志》。同年7月成立潮州修志委員會。聘請曾兼任廣東通志館館長、主修《廣東通志》的原中山大學校長鄒魯（海濱）、一貫熱心家鄉文教工作的兩廣監察使劉侯武、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國民黨中央執委兼華僑委員會常委蕭吉珊、廣東省政府委員陳紹賢、原廣東省通志館主任、著名文史專家溫丹銘等爲顧問。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鄭紹玄兼任主任委員，鄭卸任後，專員公署官員不參加修志機構，原兩廣監察使離任回潮的劉侯武接任主任委員。饒宗頤教授爲副主任委員兼總纂，延聘各縣市局政要及碩彥鴻儒爲委員。修志委員會成員共達156人，其中多數是專家學者，規格之高，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纂修《潮州志》的專職常設機構是潮州修志編纂委員會和潮州修志館。編纂委員會成員都是當時潮汕或在外地工作的各界文化名流。這個常設的修志機構，廣聘人才，集專家學者數十人，形成強大的修志隊伍。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由饒宗頤總纂的《潮州志》，其篇目內容、卷帙規模，大大超越清代潮州府志。清代前期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相繼修成的《潮州府志》，雖不斷有所發展，但變化不大。順治吳志十二卷，分十二部，30多萬字；康熙林志十六卷，爲目二十六，50多萬字；雍正胡志二十四卷，列目三十；乾隆周志四十二卷，分三十六門，80多萬字。《潮州志》列三十門，擬分訂50分冊，400多萬字，其規模大大超過清代四部《潮州府志》之總和。更主要是增加新志目、新條目和新內容，使此次修志成爲潮州地方志史上規模空前之盛舉。限于曆史條件，當年《潮州志》僅刊行20分冊，未能首末完帙出版，曆經半個多世紀之後，未刊志稿多已散佚，已刊部分志書也流傳不多不廣，成爲一大憾事。
今逢盛世，文化建設方興未艾，地方志事業不斷發展。潮州市委、市政府重視地方志工作，把再造志書善本，傳承地方曆史文獻，作爲一項重要任務，撥出補助專款，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先生贊助出版經費，共襄《潮州志》重刊之善舉。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從汕頭市檔案館及熱心人士處，獲得當年修志檔案資料和五個未刊志稿。2004年8月，饒教授授予委托書，委托潮州市志辦補編重印《潮州志》。重刊的《潮州志》按1949年已刊版式編爲10冊。補編卷首一冊，編入四篇序文：民國時期曾任鐵道部部長、廣東省文獻會主任（建國後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全國政協委員）葉恭綽1949年夏撰寫的《潮州志序》，原廣東省省長盧瑞華2004年8月撰寫的《重印<潮州志>序》，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2004年7月撰寫的《重印饒氏<潮州志>序》，饒教授2005年6月撰寫的《重刊<潮州志>序》；存于汕頭市檔案館的饒教授1948年春撰寫的《潮州志述例》，纂修題名：潮州修志委員會、潮州修志編纂委員會、潮州修志館等機構成員名單；附圖、潮州志總目及新編詳細目錄。
原已刊行20分冊按原版式掃描重印，編爲第一至第六冊。第一冊爲沿革志、疆域志、大事記；第二冊爲地質志、氣候志、水文志、物産志三•藥用植物、物産志四•礦物、交通志；第三冊爲實業志一至四，六、七，即農業、林業、漁業、礦業、商業、金融等專志；第四冊爲兵防志、戶口志、教育志；第五冊爲職官志；第六冊爲藝文志、叢談志。新補五個志稿編爲第七、八冊，第七冊爲民族志、山川志、實業志五•工業；第八冊爲風俗志、戲劇音樂志。補編志末一冊，編入潮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主任沈啓綿撰寫的《重刊<潮州志>後記》，市志辦主任黃繼澍根據檔案資料撰寫的《潮州志纂修經過》，並附錄部分修志檔案資料複印件。
重刊的《潮州志》，全書共4400頁，230多萬字，成爲志書的鴻篇巨著。饒教授對潮志重刊問世十分高興欣慰，在《重刊<潮州志>序》中指出：“其彌足可貴者，執事諸君經反複查訪搜尋，重獲民族、山川、工業、風俗及戲劇音樂五部未刊志稿，複依據當年修志館文書檔案資料，補編全書卷首、志末部分，是則該志之再版，其規模格局已接近當年原擬之體制。”“竊以爲重刊之事，迹近奢望，不意望九之年，竟能獲見是書之補編锓梓，豈非人生之賞心樂事耶？”[2]
二、體例創新，內容翔確
1949年夏，時任廣東省文獻委員會主任的葉恭綽先生，獲悉《潮州志》編輯告竣，即將出版，驚喜交集，欣然爲《潮州志》作序，肯定“此書之善有二大端：“融通新舊，義取因時，纂組裁量，各依條貫，不取矜奇立異，亦非襲故安常。分類三十，統稱爲志，仍附各表，以省篇幅而清眉目。殿以叢談、敘錄，若網在綱，別爲卷首、志末，在存全貌，可謂斟酌至當，兼備衆長。此體例之精惬，爲全書之特色者一也。”“義取存真，事皆征實，如山川、氣候、物産、交通之類，皆務根測驗，一以科學爲歸。更重調查，期與實情相副，迥殊扪龠，可作明燈。此記載之翔確，爲全書之特色者二也。”[3]
誠如葉公灼見，饒宗頤總纂的《潮州志》，最顯著的特點是承先啓後，與時俱進，敢爲人先，體例創新，內容翔確。在融通新舊、體例創新上，饒教授撰寫《潮州志述例》作了說明：“茲編分三十門，沿舊志者十之四，自立義例者十之六。沿革、疆域、氣候、山川、物産、古迹、兵防、水利、財賦、宦績、人物，皆舊志所有。民族、地質、土壤、地形、水文、政治、交通、實業、僑況、社會、宗教、方言、戲劇音樂、金石，則向之所無。戶口于舊志爲附庸，今蔚爲大國。乾隆時修府志爲目凡三十六，茲多所刪並，刪形勢入于地形，並飓風于氣候，分災祥中之地震以入地質，合署廨坊表寺觀茔墓于古迹，合城池津梁墟市于建置，並堤防于水利，合賦役經費鹽法于財賦，合屯田關隘于兵防，附驿傳于交通，易征撫之篇，以年系聯爲大事志，藝文專列書目。其各體詩文則仿阮通志、海陽志例擇要分系各門。”[4]
饒教授暨編纂委員會諸多專家，按新體例篇目，博輯曆代史志資料，注重考證調查，經過三載辛勤耕耘，終于修成的《潮州志》，確是一部承先啓、內容豐富、卷帙浩繁的高文典冊，成爲當時潮州（原潮州府區域）的曆史與現狀的百科全書。《潮州志》承襲曆代潮州舊志的很多記載。但同時對舊志書記述有誤或不同之處，饒教授都查閱了大量史料，予以考證辨正或說明。如潮州海陽縣的沿革，自明郭子章以後的各部潮州府志和海陽縣志，都誤從《周書•王會》篇講起，認爲周成王時潮地已有古海陽。饒教授根據自己考證研究之《古海陽考》，指明《周書》記述的古海陽系古楚東之海陽，實處今江蘇常熟縣即南朝蕭齊所設立的南徐州海陽縣，而非潮地之海陽縣，更正了舊府縣志之誤。[5]義安置郡年期，舊志記述不一，僅《永樂大典•潮州府》在同一頁中就記述義熙五、八、九三個不同年份，[6]《南越志》記義熙八年，《宋書》記義熙九年。饒教授查閱了《南越志》《晉書》《宋書•州郡志》《元和郡縣志》，以及多部潮州舊志，根據多部史志文獻記載，采定東晉義熙九年爲義安置郡時間，並作說明：“《南越志》與《宋書》均爲較古記載，相差一年，當是或就制可之日起計，或據到官之日起算，而隆安元年至義熙九年相距十七年，豈隆安初有建郡之議，後因故擱延欤，謹著其異于此。”[7]對古瀛州轄屬情況，饒教授也作說明：“按補梁志，瀛州領郡四：義安郡、高要郡、樂昌郡、陽春郡。東晉南北朝輿地表梁武帝瀛州時治義安，郡六：義安、東官、梁化、海昌、樂昌、新會。又梁末陳初疆域，瀛州統郡三：義安、梁化、東官。此梁時瀛州疆域贏縮情形。”[8]
饒教授親自撰編的新設立的《民族志》，全文三萬多字，博采大量史志典籍資料，引證的史料數以百計，其中引自屬于廿五史和全國性的史書三十多部，引自舊志二十幾部，引自族譜十幾部，還參閱一些專論、考述、紀略、雜記、注釋之類的文章。根據曆代史志記載，結合考古實物和訪問調查材料，對潮州先民的民族構成、人口源流、遷入移出的發展情況，各立條目，編纂成書。其內容之豐富，論述之翔確，令人無限贊歎。這是饒教授的潮州民族民系研究成果，對《潮州志》內容的充實，也是一部系統的潮州民族史。
新設《實業志》，更是《潮州志》的創舉。根據近現代潮汕地區各經濟行業的發展情況，《潮州志》新設《實業志》，依次分爲農業、林業、漁業、礦業、工業、商業、金融等七個門類，與現代三大産業的分類及排列次序完全吻合，而且分別記述各行業的概況、分布情況、生産經營方式、發展統計數字等，在志書中增加了大量的社會經濟資料。這更是《潮州志》的顯著特色。
特別是專業性強的門類，廣延知名學術團體和行家參與編纂的篇章，內容更爲翔確，更具科學水平。如“國立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兩廣地質調查所之于地質礦産，中國地理研究所之于地圖繪編及山川水文氣候，中山大學生物系之于動物，廈門大學海洋研究所之于魚類，韓江水利工程隊之于水利，中華柑桔研究所之于農産柑桔昆蟲，均能運用最新科學方法，爲國內地方志別開生面。”[9]《物産志•藥用植物》對每種都標明俗稱漢名，再加列拉丁文學名，與世界通用植物學名稱相一致。還附名稱索引，方便檢索。這部《物産志•藥用植物》，成爲“潮州本草綱目”的雛型，爲潮汕藥用植物的研究和開發利用，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豐富資料。潮州舊志無設置戲劇音樂志目，史志文獻記述這方面的資料不多。新編《潮州戲劇音樂志》，征引資料浩博，論證精辟翔實，實際上是一部探討潮劇潮樂的專門著述，對潮州戲劇音樂史作了重大貢獻。《山川志》《風俗志》等各專志，內容與形式均有所創新，除按志書體例分章節條目記述外，還選錄一些詩詞、民謠、諺語，補充專志內容，使之豐富多彩，可讀可誦。這也是曆代潮州府志所無的。
三、典式垂範，樹立豐碑
1946—1949年，饒宗頤總纂《潮州志》之壯舉，是潮州地方志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具有重大影響和深遠的曆史意義。
第一，全國罕見的創舉。民國時期，雖曾幾次通令修志，但成書不多，按原州府範圍修志的更少。查閱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收錄曆代截至1949年全國地方志書8200多種，在全國400多個舊州府中，民國時期修志的只有30多個地區，而且多數屬于續修。其中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1949年）只有三個地區修志。即貴州《定番州志》，清代原本，民國續修，1945年鉛印本；[貴州]《遵義新志》十一章，17萬字，1948年鉛印本；[廣東]《潮州志》，1946—1949年修，分門類設志目三十，1949年出版20分冊，約150萬字。這就是說，這個時期，在全國少之又少的修志地區中，只有《潮州志》體例創新，門類齊全，內容豐富，規模宏大，成果顯著。當時雖未全部付梓，但據檔案資料，補編卷首、志末和部分未刊志稿，基本可見卷帙浩繁的全貌。因此，當時《潮州志》巨著之纂修，的確是開創性的修志盛事，是全國罕見的創舉。正如葉恭綽先生當年在《潮州志序》中所言：“蓋民國建立後，吾粵以舊府屬爲範圍新編之方志，此尚爲第一次也。”他盛贊“有此精心結撰之作，所謂雞鳴不已，鳳舉孤骞，誠空谷跫音，荒年穎秀矣”。誇獎“潮人士此舉，殆有裨全省，而非止嶺東一隅之幸”，“實足供時代所需”。當年《潮州志》之纂修，爲潮州曆史文獻庫增添寶貴典籍，是對潮州文獻史和全國地方志史的重大貢獻。此次《潮州志》補編重刊，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這使原潮州府地域有了民國時期編修的承先啓後的志書巨著，使古代到民國時期的潮州志書連接相續地傳承于子孫後代，傳播到海內外，將使潮州優秀人文傳統不斷發揚光大。
第二，開創新格的典式。饒教授洞察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脈絡，具先見先知之睿智，跟隨時代步伐，根據清代乾隆朝修《潮州府志》後，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變化情況，承前續後，融通新舊，開創新體例，增添新內容，在編纂宗旨、門類安排、體裁選擇、撰寫方法，以及遴選編纂專業人才等方面，都極具匠心妙筆。“自立義例者十之六”的新設志目，特別是民族、地質、土壤、水文、實業、僑況（務）、宗教、方言、戲劇音樂等專志，曆代潮州舊志不僅沒有這些門類的篇目，而且極少涉及上述門類的具體內容。這部按新體例、新內容、新方法編纂的《潮州志》巨著，不僅可發揮“存史、資治、教化”的功能，而且充實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的豐富資料，對地方人文和經濟建設都裨益甚多，起到濟世利民的作用。饒教授大魄力、創新格的修志創舉，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重大建樹。既豐富方志學的理論，又爲現代編修地方志導夫先路，創新體例，提供規式，樹立典範，堪稱在中國地方志史上樹立了重要裏程碑。1982年香港大學授予饒宗頤教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表彰饒教授纂修《潮州志》之功績。這部補編重印的《潮州志》，對當前開展第二輪地方志纂修工作，仍是可資借鑒的典範。
第三，同舟共濟，多方協力修志。當年修《潮州志》，由廣東省第五區專員公署決定啓動，經費由潮屬各市縣分擔。但因時艱加劇，物價飛漲，半年後各屬負擔經費就得增加二倍。至1947年7月，原由潮屬各市縣認擔經費中止支付，修志經費無著，修志人員生活處于“饔飧不繼中”。喻英奇繼鄭紹玄任督察專員後全不管修志之事。劉侯武毅然頂任修志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修志委員會和修志館已成爲民間機構。劉侯武親自鬻字呼號，謀求解決經費問題。九月起，幸得地方人士熱心劻助，籌措基金5000萬元，將息款充作經費。但由于物價狂漲，貨幣已失作用，修志委員會報專署批轉潮安、揭陽、潮陽三縣政府向殷戶勸捐稻谷各20石，至1949年初，以此維持修志人員的實物津貼。面對時艱的窘境，編纂委員會諸同仁，戮力同心，有的到中小學兼課，以補生活費之不足。大家勉強糊口，經常吃稀粥，嚼雜菜，甚至枵腹從公，共同度過難關。海外潮商俊彥，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香港創興商行廖寶珊先生捐款200萬元作爲修志費用，暹邏余子亮等多所資助，對修志工作給予支持。香港方繼仁先生按月由湯秉達先生經手，彙款維持修志館的日常費用，還爲修志人員到各縣實地調查解決經費問題。在海內外潮籍鄉親的襄助下，編纂諸同仁夙夜匪懈，辛勤采輯，埋頭著述，終于基本完成《潮州志》的纂修任務。
爲籌措《潮州志》印刷經費，修志委員會于1949年3月具文呈請專署令饬所屬市縣各機關學校預訂付款。同年5月，劉侯武、饒宗頤還奉函新加坡等海外僑領，宣傳鄉邦修志盛事，敦請“各同鄉多方認購，惠借款項，以應急需，共襄盛舉。”[10]新加坡僑領黃芹生、楊缵文等發動鄉親踴躍訂購70部，並即先付款5000港元。
這次補編重印《潮州志》，也是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創會主席陳偉南先生贊助，潮州市政府撥專款，機關學校社會各方專家和熱心史志工作人士，同心協力參與整理編輯工作，才使這部志林巨著重刊發行。
第四，《潮州志》的重刊，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原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在《重印<潮州志>序》中指出：“該志之刊行，將爲潮州曆史文獻庫增添寶貴典籍，爲建設文化潮州增添曆史文化內涵，爲現代修志工作樹立規式典範，爲潮學研究提供翔實史料，促進潮學研究之廣泛開展。饒先生之道德文章，將嘉惠之士林，輝耀典冊，永垂青史。此部寶貴志林巨著，傳承于子孫後代，傳播至海內外，將使潮州優秀人文傳統更加發揚光大。”[11]事實正是這樣。補編的《潮州志》重刊後，根據饒教授、陳先生和市領導的囑咐，市志辦向港、澳、台、泰國、新加坡等地潮團、大學和知名人士，潮汕三市的史志、宣傳、文化、圖書館、檔案館和文史專家，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國家圖書館和部分重點大學圖書館發送《潮州志》。還專程赴穗，向省史志辦、檔案館、社科院曆史所、文史館、中山圖書館、廣州市志辦和中大、暨大、華師大、廣州大學、技術師範學院等校圖書館，以及潮籍老領導和專家奉送這部鴻篇巨著。幾個月來，總共向本市和海內外各地發送《潮州志》800多部，傳播潮州曆史文獻，成爲圖書館、史志、檔案等單位收藏和讀者、研究人員學習研究的寶貴典籍，獲得廣泛的贊譽。參加在中山大學發送《潮州志》座談會的文史專家，對重刊的《潮州志》都給予高度評價。中大人文學院的文史專家表示，要學習研究運用《潮州志》的翔實資料，完成與潮州市合作的潮州文化研究課題。建國初期曾任潮安縣委書記、原省顧委委員吳健民特致函潮州市志辦，指出“潮州文化，在華夏文化中，現在正是逐漸成爲各界關注的一個亮點。因此，很需要更多的曆史資料提供學術界研究作參考。出版《潮州志》，就是做了向曆史吸取智慧——爲國家文化建設添磚加瓦的極有意義的工作。”
注釋：
[1]三長，《舊唐書•劉子玄傳》：“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
[2]饒宗頤：《重刊<潮州志>序》，《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11、12頁，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年8月。
[3]葉恭綽：《潮州志序》，原刊載于新加坡《潮州鄉訊》第四卷第九期5版，1949年6月16日。《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2、3頁，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年8月。
[4]饒宗頤：《潮州志述例》。《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15、16頁。
[5]《潮州志•沿革志》，藝文印務局，第23頁。《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冊，第46頁。
[6]《永樂大典•潮州府》卷5343第8頁，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重印本第15、16頁。
[7]《潮州志•沿革志》，藝文印務局，第5頁。《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冊，第10頁。
[8]《潮州志•沿革志》，藝文印務局，第6頁。《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冊，第12頁。
[9]新加坡《潮州鄉訊》第四卷第七期4版，1949年5月16日。
[10]新加坡《潮州鄉訊》第四卷第七期4版，1949年5月16日。
[11]盧瑞華《重印<潮州志>序》，《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6頁。
（本文刊載于《中國地方志》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