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作品）
利益，利益，永遠是利益！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位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家，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冷靜務實，近日有幸拜讀《李光耀觀天下》，書中處處體現他冷靜務實的政治家風範，我們可以在他處理新加坡主要問題和個人生死問題上了解這點。
李光耀
國家事務中的務實態度
書中李光耀稱新加坡“處在十字路口”，主要面臨如下問題：年輕一代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競爭、人口出生率低和移民問題、語言問題。
一 年輕一代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競爭
新加坡老一輩人在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帶領下，從無到有曆經艱辛困苦，從一個被馬來西亞抛棄的“棄子”發展爲一個繁榮興盛有活力的國際大都會，所以老一輩新加坡人非常支持“人民行動黨”。
而年輕一輩則完全不同，他們一生下來，新加坡就是一個已經在各個方面盡善盡美的國家，他們看到的體制，不斷地在維持穩定、創造財富。而移民問題，種族問題，交通問題，住房問題，年輕人自然不滿，希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競爭，國家最終走向兩黨制。
李光耀能看到並承認目前的問題，但是他基本的政治觀點依然不變即堅持一黨執政，這並非出于權力欲望，二是基于其務實的政治家作風。
在很多方面，李光耀對于西方所謂的“民主”毫不感冒，對他而言主義也好制度也罷終究都是虛的，只有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保障，能吃飽穿暖才是真實的，這是他務實精神的集中體現。
他認爲兩黨制有如下弊病：
兩黨制最大的問題是，一旦落實，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如果你才幹超群、事業有成，何必爲了參選而冒這麽大的風險？不只賭上自己的利益，還會牽連家人。你也許甯可置身事外不蹚這趟渾水，繼續過著好日子。
對于英國美國等其他實施兩黨政治國家，他也毫不留情的批評：
如果你看其他全面實行兩黨制的國家，你將得出同樣的結論。比如英國，只要看看牛津和劍橋一等榮譽學位畢業生名單，研究這些人從事的行業，從政的沒幾個，你會發現他們大多都進了銀行界、金融界和專業領域；而國會裏的前座議員往往都不是最傑出的人才，更非最優秀的律師或醫生。美國也如此。當上《財富》雜志500強的總裁，日子肯定比從政更好過，渴望當總裁的青年才俊自然遠比希望當美國總統的人來得多。
這裏不得不佩服李光耀高超的政治眼光，近年來英國因爲草率的“脫歐”引發政府混亂，美國自特朗普上台也是四面楚歌。
基于同樣的理由， 盡管新加坡部長薪水世界最高，但他們高效能幹且廉潔奉公，因此他堅決反對部長減薪水，因爲這會讓政府越來越難以吸引最優秀的人才進入政府。而兩黨制會因爲彼此競爭，一方面互相壓價，壓縮公務人員薪水，另一方面大幅發放福利，討好選民，最終毀掉高效廉潔極有競爭力的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不同于那些大國，他們只需要一個平庸的政府就可以繼續存在，而立于危地的小國新加坡永遠需要一個卓越的政府。
基于以上事實，李光耀得出如此結論：萬事難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終決定走向兩黨制，我們將注定平庸。
政治家不同于政客之處，就在于能夠堅持國家利益，不會一味討好民衆，李光耀哪怕背負“獨裁”之名，也要堅持嚴刑峻法管理新加坡，最終讓新加坡變成一個富裕的國家。
新加坡歌手孫燕姿
二 人口減少和移民問題
新加坡面臨嚴重的人口減少問題，越來越多國人選擇不結婚或晚婚，不生育或少生育。
書中引用的數據如下：
“1959年，我剛當上總理的第一年，新加坡共有6.2萬個嬰兒誕生。50年之後，情況完全逆轉。居住人口翻上一倍多，但嬰兒人數卻驟降。2011年，只有39，654個嬰兒誕生。平均生育率從80年代末的幾乎2.0，下降到2010年的1.15新低，而人口替代水平應爲2.1。每逢農曆龍年，生育率總會小幅上漲，但縱觀過去三輪龍年，分別是1988年、2000年、2012年，生育率增幅卻是不斷在縮小，與總體生育率下滑的趨勢是相吻合的。”
“根據2012年的初步統計，華族總生育率是1.18，印族1.14，馬來族1.69。這意味著，如果我們什麽也不做，華族與印族人口會一代代減半，馬來族人口則是代代縮減五分一。”
“已婚婦女當中，年齡介于30歲至39歲的，子女平均數十年來從1.74降至1.48。40歲至49歲已婚婦女，子女平均數從原來的2.17降至1.99。單身者則穩健上升，30歲至34歲的男性人口，多達45.6％單身。同齡的女性人口，32.3％單身。”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李光耀個人也不喜歡移民，民衆強烈抗議移民，但是爲了國家利益，李光耀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能開放移民，引進外來人口，背負沉重政治壓力。
這也是政治家風範，能夠抛棄個人好惡，而大衆往往只有“批評性意見”，沒有“建設性意見”。
但是這畢竟治標不治本。
首先，引進外來人口有人數限制，不能超過政治承受極限水平，引起民間反感；其次，社會對外來移民同化能力有限，既要保證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會，又要保證不能吸收不良文化影響；最後，最關鍵一點，新移民一旦融入也好新加坡年輕人一樣不願意多生育。
基于此，李光耀認爲目前新加坡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口問題，但是強如李光耀務實的承認目前沒有太好辦法，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新加坡風景
三 語言問題
給李光耀帶來最大爭議的是他堅持英語爲第一語言，母語爲第二語言的雙語政策。
背後依然是冷靜務實的政治作風起作用。
新加坡立國之初，華人占比75%，因此華人商會會長要求他把華語作爲國語，但是李光耀堅決反對，把這種思想稱爲“華文沙文主義”，聲稱要和這種思想鬥爭到底。
盡管有出于種族團結的原因，但這背後最大的考量就是經濟因素，經濟的全球化使英語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新加坡要想跟世界做生意，就必須掌握英語。李光耀因此非常慶幸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而非法國殖民地。多年之後，李光耀在議會演講解釋當時的“雙語政策”談到，即使當時新加坡全部是華人，也依然會堅持英語爲第一語言。
而新加坡英語爲第一語言也確實給國家帶來巨大的優勢。
李光耀晚年時與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聊天時透露：我這輩子幹過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將英語而非漢語作爲新加坡的主導語言。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華語”對新加坡也越來越重要，但新加坡華裔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南方省份（福建，廣東居多），方言問題比較突出，李光耀堅持推行“普通話”，打壓方言。爲此甚至動用政府權力關閉電視上的方言新聞節目，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價。
在推行雙語政策過程不是沒有副作用的，李光耀務實的政治作用也導致過于看重經濟利益，忽略了文化傳承，在執政初期推行雙語教學，著重于死記硬背，是錯誤的方法，導致幾代人對華文失去興趣，斷送了華文教育在新加坡的發展。新加坡國民的國家認同感不強不能不說與此有關。
生死問題上的務實態度
一 看開生死問題
最能體現李光耀務實的是他對于生死問題的態度，他並不回避生死問題，只是堅持有尊嚴的活著：
生比死好。但每一個人終究得面對死亡。這個問題是許多正值壯年的人不願意去面對的。但89歲的我沒必要回避這個問題。我關注的是：我會怎麽離世？會不會是冠狀動脈中風，迅速了結一生？還是腦部中風，陷入半昏迷狀態，臥病在床好幾個月？這兩種方式之中，我甯願要盡速了結。
爲此，他特意提前立下遺囑：
醫生或親屬通常會認爲他們理應設法延長病人的壽命，我無法苟同。萬事終將有盡頭，我希望自己人生的終結，會來得迅速且毫無疼痛。我可不想變成殘廢，半昏迷臥床，鼻孔插著管子直通入胃。那樣的情況不過只剩下軀殼而已。
李光耀
二 宗教觀
李光耀並不信奉宗教，但尊重別人的宗教選擇。有時，李光耀政治家的務實甚至有些讓人感到畏懼，理智到讓人覺得冷血。雖然他與妻子柯玉芝非常恩愛，但是因爲不會私人感情就去盲目信仰宗教，相信死後會在天堂相聚。
書中記載：
我的摯友韓瑞生，是十分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臨終前，有位神父陪在他身邊。當時他才68歲，還那麽年輕，可是他一點也不害怕。身爲天主教徒，他相信會在天堂與妻子重逢。我當然也會希望來世能與妻子重逢，但我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我會停止存在，就像她已停止存在一樣。若非如此，冥界豈不是會很擁擠？天堂真的如此廣闊無垠，能容納得下千百年來所有死去的人嗎？這是個很大的問號。可是瑞生是這麽相信的，在臨終前有神父陪著走完最後一程，讓他心靈十分平靜。他的太太在2012年11月逝世，她也相信他倆會再見面。
這種冷靜務實思辨實在讓人既佩服又有些畏懼，有時候越是位高權重越是難以放下生死，即使不想秦始皇那般求仙問道妄想長生，也多少對死後世界有些心存幻想。像他這般近乎冷血的寫出“我會停止存在，就像她已停止存在一樣。若非如此，冥界豈不是會很擁擠？天堂真的如此廣闊無垠，能容納得下千百年來所有死去的人嗎？”，實在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