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曲禮上》：“助葬必執绋。”
所謂“執绋”，指的是在送葬之時，手執繩索以牽引靈柩。
這是一種極爲崇高的禮節，通常是極有身份地位的人與至親之人，才有資格行執绋之禮。
執绋之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說明了逝者在生前的德望越高。
1961年8月12日，一位88歲高齡的老人于北京逝世。
3天之後，首都各界人士爲老人舉行公祭大會，周恩來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主祭人。
隆重的葬禮上，老人的靈柩覆著國旗，朱德與周恩來領先執绋，執绋人包括陳毅等。
葬禮畢，老人的靈柩被送往北京火車站，由運靈專列載往福建。
病逝的老人，名叫陳嘉庚。
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一名優秀的教育家，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1874年10月，陳嘉庚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縣集美社，又名“甲庚”，字“科次”。
集美社今屬廈門，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僑鄉。
清末時局動蕩，爲了謀生，不少人下了南洋，其中就包括陳嘉庚的父親陳杞柏。
在19世紀的70年代，陳杞柏就南渡新加坡，不僅創立了“順安米號”，還兼營著地産、種植業與工業，並開設了黃梨廠。
1882年，陳嘉庚入讀南軒私塾，學四書五經等。
17歲的時候，陳嘉庚南渡新加坡，幫助父親打理“順安米號”。
在異國他鄉經商，既是爲了填飽肚子，也是爲了改善家人的生活。
但對于心懷家國的陳嘉庚來說，他學習經商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爲了賺錢搞教育：教育爲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之職。
在洋就商之後，對學問事不知求益，抱憾不少。而生平志趣，自廿歲時，對鄉黨祠堂私塾及社會義務諸事，頗具熱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絕非被動勉強者。——陳嘉庚《南僑回憶錄》
1893年，陳嘉庚歸國完婚，他與母親、妻子商量，要將父親給他成親用的，以及家中省下的錢，一共2000銀元，全都用來創辦私塾。
陳嘉庚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家裏人的大力贊成，“惕齋學塾”很快于一年後成功創辦。
在新加坡，陳嘉庚偶見友人珍藏一本醫書，名爲《驗方新編》。
這是個好東西，其中選錄了曆代醫家醫論與治驗，記載了超過120個門類病證、超過6000條的各種治法，但版存于日本橫濱中華會館，當時國內的各大書局並無印售。
想到家鄉的醫生稀缺，老百姓缺乏醫學知識，陳嘉庚便自掏腰包，將錢彙給香港的友人，拜托他們于日本定印，又于國內廣泛登報，廣求各類藥方。
凡存有經驗良方，乞勿居奇守秘，請惠示濟衆……予系要印送而非圖利。——陳嘉庚《南僑回憶錄》
將《驗方新編》與新求到的藥方都作了印刷，陳嘉庚將這些東西在閩南各鄉各村進行散發，大行善舉，無形中挽救了許多病患者的生命與健康。
1904年，陳嘉庚30歲的時候，父親陳杞柏破産了。
按照當時的新加坡法律，只要是宣布破産了，債務也就不用還了。
但陳嘉庚決意，父債子還！
父親回國定居之後，陳嘉庚決定破釜沉舟，頂著巨大的債務，獨自經營。
憑借著陳嘉庚精明的頭腦，米店起死回生，他創設的菠蘿罐頭廠也很快搞了起來，所産的“蘇丹”牌菠蘿罐頭，迅速占到全埠50%以上市場份額。
東南亞一帶盛産橡膠，陳嘉庚敏銳察覺到其中巨大的發展潛力，又于1906年開始進軍橡膠業。
從橡膠加工開始做起，一步一步發展，陳嘉庚最終建起占地1.5萬多英畝的橡膠園，成爲了名副其實的“橡膠大王”。
陳嘉庚的經商頭腦極爲靈活，往往都能緊跟時局變遷，轉變自己的經營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陳嘉庚又將眼光瞄向了輪船航運業，兼營著白鐵買賣。
至1925年，陳嘉庚擁有菠蘿廠、米廠、冰糖廠、橡膠廠、餅幹廠等30多所工廠，超過150家分店，雇用職工超過3.2萬人，全部實有資産爲新加坡幣1200多萬元，成爲東南亞地區最大的實業家，實打實的“南洋首富”。
在經商的同時，陳嘉庚也從未忘記過自己的理想。
在“惕齋學塾”的基礎上，陳嘉庚先後創辦了集美小學、幼稚園、集美中學、集美師範學校等，統稱爲“集美學校”。
陳嘉庚的實業在新加坡，辦學主要是在國內，但這兩件事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這離不開他的弟弟陳敬賢。
經商，辦學，是兄弟倆的共同事業，他們時常分開兩地，交替工作，因此集美學校也尊稱兄弟二人爲“校主”、“二校主”。
1919年，陳嘉庚捐出290多公頃的橡膠園、9.2萬多平方米的房地産，作爲集美學校的永久基金。
也就是這一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
專制之積弊未除，共和之建設未備，國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實業未興。
陳嘉庚意識到，福建還未有過一所大學，這不利于培養人才，于是他決定籌辦廈門大學，並親自勘定校址。
在籌建廈大的時候，陳嘉庚也經曆過三次失敗的募捐。
有錢人多，但願意無私捐款辦學的，不多。
一毛不拔，既不爲社會計，亦不爲自身名譽計，真其愚不可及！——陳嘉庚《南僑回憶錄》
當時，陳嘉庚的所存資産僅400萬元，他便將其中的100萬元作爲“開辦費”，將剩下的300萬元作爲未來12年內的“常年費”。
1921年4月，廈門大學正式開學。
1923年，陳嘉庚又作了一個決定，將自己在新加坡的“大成橡膠園”與“陳家庚公司”股本的三分之一，都撥作廈門大學的基金。
然而，獨資辦學談何容易？
自1926年之後，受到荷蘭、日本膠制品傾銷的強大沖擊，加上深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陳嘉庚的資産損失過半，財力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陳嘉庚仍是擲地有聲地說道：“甯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
他相繼變賣了房産，出讓了許多廠房、地産，堅持著每個月足額給廈大寄出經費。
與此同時，他還不斷地將有限的資産，全部投入到無限的辦學之中，相繼于集美創辦了水産學校、商業學校、農林學校、國産專科學校、幼稚師範學校等等，並設立科學館、圖書館、醫院，將集美建成了規模宏大的“學村”。
1934年，陳嘉庚60歲的時候，他的公司宣告收盤停業。
事實上，以他的經商頭腦來說，若是不將絕大部分的資産都用來辦學，不至于此。
當時，彙豐銀行與一些財團都找到了陳嘉庚，稱他們可以進行投資，但前提只有一個：讓陳嘉庚停止辦學，不要再將錢投到廈大、集美學校。
對于這樣的條件，陳嘉庚直接拒絕了。
1938年，經過數十年無止境的付出，再加上企業已經破産，陳嘉庚已無力負擔廈大的經費，遂將廈大無償捐獻，從此改爲國立。
此後，陳嘉庚是能夠賺到一分就捐一分，又先後捐款了17萬元，資助閩南各地的2所中學與71所小學。
爲了辦學，陳嘉庚可謂是傾盡所有，哪怕是淪爲破産。
事實上，這並不奇怪。
陳嘉庚心念故土，胸懷家國，他傾資興學的背後，是一顆拳拳的報國之心：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乎教育。
他的家國情懷，也讓他與中國的革命事業，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
1910年，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陳嘉庚開始傾心于革命，後于1911年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並積極募款資助辛亥革命。
武昌起義，民國光複…月余之間，計彙去二十余萬元…孫中山先生自歐洲回國，途經新加坡將赴上海，曾言到國內時如私人需款可否幫助，余許籌五萬元。其後來電告予，將赴南京需費，予即如數彙交。——陳嘉庚《南僑回憶錄》
1923年，陳嘉庚在新加坡創辦《南洋商報》，大力提倡國貨，在華僑社會中産生了重大影響。
1928年，日軍制造“濟南慘案”，陳嘉庚聯絡新加坡華僑組成“山東慘禍籌赈會”，爲山東受難同胞募捐了130余萬元。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陳嘉庚在新加坡召開僑民大會，爲在東北抗擊日寇的馬占山將軍捐款捐物，並向國際聯盟及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了電文，要求各大國際聯盟履行公約，共同抵制侵略暴行。
1932年，陳嘉庚向保衛上海的十九路軍捐款捐物，激勵將士們奮勇殺敵。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南洋華僑紛紛以不同名義成立各種組織，支援祖國抗戰，陳嘉庚被推舉爲“華僑籌赈祖國傷病難民委員會”的主席，積極發動捐款捐物。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南洋各地華僑都認爲，應該成立一個聯合組織，以便統一領導，相互協作，請求德高望重的陳嘉庚出面召集。
1938年10月，在168位南洋各埠代表的一致同意下，“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成立，陳嘉庚成爲華僑領袖。
南僑總會曆數了近代以來日寇的種種罪行，號召南洋八百萬的華僑精誠團結，誓當祖國堅實後盾，出錢出力支援抗戰！
對祖國戰區的籌赈工作，風起雲湧，海嘯山呼，熱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賈既不吝啬，小販勞工也盡傾血汗。
在當時，南僑總會通過各地的分會，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愛國捐獻，有“特別捐”、“常月捐”、“紀念日捐”、“貨物舟車助赈捐”、“遊藝義賣捐”等等。
陳嘉庚在自己企業已經收盤的艱難情況下，仍選擇了“常月捐”，每月捐款2000元，一直到抗戰勝利。
爲了更好地領導南僑總會，年過六旬的陳嘉庚不辭辛勞，索性住進了怡和軒俱樂部（新加坡華僑華人活動中心），不分晝夜進行著抗戰救亡工作。
由于陳嘉庚領導有方，加上華僑華人空前團結，捐款所得甚巨。
據國民政府財政部統計，自1937年至1945年，華僑捐款超過13億元（國幣），其中南洋華僑的捐獻比重最大。
此外，許多華僑通過僑彙的方式，將錢寄給國內親屬代捐，僅1937年至1943年通過銀行途徑的僑彙，就達到了55億元（國幣）。
在物資方面，僅從1937年到1940年，就有華僑捐出的飛機217架，坦克27輛，救護車超過1000輛，大米超過10000包，以及大量的藥品、雨衣、膠鞋等，多數亦是南洋華僑所捐。
當時由于交通封鎖，支援祖國抗戰的大批海外物資，只能通過滇緬公路運輸，但國內汽車奇缺，運輸極爲困難。
自1939年至1940年間，陳嘉庚通過南僑總會，從新馬等地招募機工3500余人，又捐贈了310輛汽車與其他物資，讓這些愛國的華僑機工們回到祖國大西南，負責運送物資。
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相繼失守，遠在新加坡的陳嘉庚憂心如焚。
更使他感到怒火攻心的，是與他早年相識、私交甚好的汪精衛。
在汪精衛公開發表所謂的“和平談話”之後，陳嘉庚向他去電文詢問，並鄭重地說明：日占我領土，對日和平絕不可能！
數次電文溝通，汪精衛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陳嘉庚對他完全不再抱有希望，遂致電蔣介石：
汪謬談和平，公必被誤，萬乞實踐廬山宣言，貫徹焦土、全面、長期抗戰三大策略，甯爲玉碎，不爲瓦全，以博最後勝利……若中途妥協，即等自殺。秦桧張昭無世不有，幸公明察。
同時，陳嘉庚將他與汪精衛的來往電文，交給南洋及重慶的各報進行刊登。
1938年底，重慶參政會開幕，陳嘉庚以“華僑參政員”的身份，通過電文提出了一份提案：
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
這一份提案，又被著名作家鄒韬奮稱之爲“古今中外最偉大的提案”。
當年12月，汪精衛投敵，陳嘉庚看到國民黨當局只是開除汪的黨籍，而未進行通緝並繩之以法，他極爲憤怒，強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緝歸案，以正國法，以定人心！”
今前方將士浴血揮戈，後方民衆臥薪嘗膽…今獨容汪賊及其黨羽逍遙法外，實南洋八百萬僑胞所莫解！
陳嘉庚以南僑總會的名義發出通告，詳列汪之罪行，呼籲廣大僑胞辨清忠奸，號召他們繼續捐資救難：只要抗戰沒勝利，支援祖國的行動就絕不停止！
當時，新馬華僑界普遍舉行“反汪宣傳周”，參與討逆的人數多達170萬人次，身在仰光的僑胞們還籌款100萬元，作爲“緝拿汪賊”的經費。
1939年冬，陳嘉庚覺得自己“對戰爭狀況多不詳知”，深感“義有未盡”，便發起了“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一行50余人回到祖國。
陳嘉庚回國之後，很快到了重慶。
葉劍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人前往他的寓所拜訪，後又于中共駐渝辦事處舉行了歡迎茶會，葉劍英向陳嘉庚說：“若是前往延安，可到西安後與辦事處聯系，一切方便。”
在重慶期間，陳嘉庚利用歡迎會、個別交談、參觀訪問的機會，考察著國內實施抗戰的情況，然而一個多月下來，他對國民黨深感失望，“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腐敗現象令他寒心。
1940年5月，陳嘉庚到成都慰勞考察，恰逢蔣介石也在成都。
在招待酒宴上，蔣介石向陳嘉庚詢問，是否還去其他地方。
陳嘉庚只說要往蘭州、西安，蔣介石再追問時，陳嘉庚便說延安也是要去的。
蔣介石很是不滿，但又無可奈何，先是罵了延安一頓，然後又說：“要去亦可，但勿受欺騙。”
1940年5月31日，陳嘉庚到了延安，受到延安各界5000余人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既是住所又是辦公室的窯洞裏會見了他。
到時，毛君已在門外迎接。其住居與辦事所亦是山洞，大小與余寓略同。屋內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寫字桌比學生桌較大，系舊式鄉村民用家私，蓋甚簡單也。毛君形容相貌，與日報所載無殊，唯頭發頗長，據言多病，已兩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內寒冷所致。
陳嘉庚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既然到了延安，自然就要“聽其言而觀其行”，他十分注意觀察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日常生活。
晚上，毛澤東宴請陳嘉庚吃飯，桌上只有白菜、鹹蘿蔔幹，外加一碗雞湯。
毛澤東對他說，自己沒有錢買雞，這雞是鄰居大娘家的，大娘知道毛澤東有遠客到訪，特地送過來的，大娘的兒子生病時，她都沒舍得殺這只雞。
相比重慶的燈紅酒綠、大魚大肉，陳嘉庚在延安看到了不一樣的安定與樸素，這讓原本對中國前途略感悲觀的他，重新又充滿了希望。
喜慰莫可言喻，如撥雲霧見青天…親見兩黨不洽者五次，皆由國民黨構造。
離開延安之後，陳嘉庚風塵仆仆再往南方，繼續爲了抗戰振臂高呼。
1940年底，陳嘉庚回到了新加坡，受到了當地華僑的盛大迎接。
曆時10個多月，陳嘉庚在祖國的行程超過數萬公裏，幾乎走遍了大江南北，曆盡了千辛萬苦。
陳嘉庚深感此行收獲巨大，他既是認清了重慶，也重新認識了延安，他確信了抗戰的希望所在，也堅定了內心的必勝信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向東南亞大舉進犯。
應當地華僑的請求，陳嘉庚再次扛起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後援會”的大旗，領導新加坡華僑進行鬥爭。
1942年1月，馬來亞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陳嘉庚當機立斷，將華僑們義捐的八百多萬銀行存款全部彙回祖國。
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陳嘉庚乘坐小船避難于爪哇。
爪哇淪陷，陳嘉庚又經曆了數個月的輾轉顛簸，改名換姓到處轉移。
日軍對陳嘉庚極爲惱恨，日夜出動搜捕，陳嘉庚便隨身攜帶著一小包氰化鉀，用以“防備萬一”，若是不幸被捕，他將甯死不屈。
這段逃亡生涯，盡管身處逆境，陳嘉庚仍是樂觀，在敵人的眼皮底下落筆成書，自1943年3月至1944年6月，完成了將近40萬字的《南僑回憶錄》。
抗戰勝利之後，陳嘉庚重新回到新加坡。
當時在重慶的“集美校友會”、“廈大校友會”等團體，超過500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包括黃炎培、陶行知、沈鈞儒等人，自發組織了“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
毛澤東也讓人送去條幅，上邊寫著：“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後來得知國內即將談判，由于擔心毛澤東的安全，陳嘉庚曾發電文，勸他不要前往重慶。
爲了提醒人們不要對蔣介石抱有幻想，陳嘉庚又給香港的《華商報》題詞道：“還政于民，謀皮于虎，蜀道崎岖，憂心如搗。”
在與中華總商會及各個社團的同仁們講話時，陳嘉庚向大家解釋了“漂亮話”、“敷衍話”、“老實話”的區別，陳嘉庚說，他只說老實話。
毛誠懇虛懷，終必勝利；蔣狡詐無信，政治腐化，終必失敗。日本敗降初時，僑衆鹹慶升平，我則謂內戰決難避免……初時多數人不信，蓋其時蔣毛勢力懸殊，莫怪其然。今日我所言亦必有人不信。然信否由彼，與我毫無關系。惟諸君誠意惠臨，我不能以漂亮敷衍之話報答。
1949年1月，毛澤東給陳嘉庚發去電報，邀他回國共商國是：“先生南僑盛望，衆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
陳嘉庚接到電報後十分高興，並很快回複：“革命大功將告完成，曷勝興奮！嚴寒後，決回國敬賀。蒙電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爲門外漢，國語又不通，冒名屍位，殊非素志。”
1949年6月，陳嘉庚抵達北平，周恩來親自迎接。
延安一別已有9年，陳嘉庚與毛澤東、朱德等人重逢，彼此都是倍感親切。
陳嘉庚說，時局的發展，證實了他9年之前延安之行的預見，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談到家鄉福建時，陳嘉庚希望能夠盡快得以解放，得知毛澤東已決定派遣張鼎丞、葉飛前往福建，陳嘉庚高興得連連點頭。
1949年6月15日，作爲海外千萬僑胞的首席代表，陳嘉庚出席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並于當年9月當選爲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
在第一次的會議上，陳嘉庚提出了7條建議：
1、全國各中學應普及科學館；
2、在沿海重要地區，設立水産航海學校；
3、增加紙煙稅率，並停止公務人員的這項配給；
4、人民的新建住宅，應注重于衛生方面的設計；
5、設立各地的華僑教育領導機構；
6、救濟華僑失學兒童；
7、引導華僑歸國投資。
1950年，陳嘉庚回國定居，將自己的所有財産全都貢獻了出來，用以建設廈門大學與集美學村。
同年6月，陳嘉庚提出應給福建修鐵路：“全省人民1200余萬，竟無一寸鐵路，落後狀況應迅速改變。”
對于陳嘉庚的生活起居與生命安全，毛澤東極爲關心，曾親自作出批示：“周總理，請指示福建當局加強對陳嘉庚的保衛工作，或勸陳來京。如何，請酌處。”
正因有了組織給予的周密保護，陳嘉庚在1952年時，得以幸免于美蔣特務的暗害。
1952年4月，集美解放紀念碑興建，陳嘉庚想請毛澤東爲紀念碑題字，于是給北京去信。
一向不喜歡爲人題字的毛澤東，在收到陳嘉庚的信後，很爽快就答應下來，並與5月回信道：“惠書早已收到，遲複爲歉！遵囑寫了集美解放紀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體如何，時以爲念！”
盡管已經年過八旬，但陳嘉庚仍堅持投身于新中國的建設。
1955年8月，陳嘉庚開始“祖國萬裏行”，親赴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各地考察，北至新疆，南至海南，一共走了16個省市自治區。
在生活中，陳嘉庚始終保持著一貫作風：“應該用的錢，百萬千萬也不要吝啬；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
陳嘉庚的生活極爲樸素，外衣、褲子、襪子上都打著補丁，晚年時更是給自己制定夥食標准：每天5角錢。
他時常吃的，是番薯粥、花生米、豆幹、腐乳，再有一些魚肉。
每個月的幾百元薪水，他只留下15元作爲夥食費，其余的全部捐出。
至陳嘉庚逝世時，他沒有一分錢留給子孫，只留下一句話：“人誰不愛子？惟必以道德之愛。”
陳嘉庚的一生，貫穿著晚清、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的建設，充滿了傳奇色彩。
在他逝去之後，人們始終沒有忘記他。
對于集美學校、廈門大學來說，不管曾經更換過多少任的校長，那個名副其實的“校主”，始終都是陳嘉庚。
對于華人華僑來說，陳嘉庚是一面永遠不倒的旗幟，永遠閃耀著民族光輝。
1990年，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決定，將在1964年發現的第2963號小行星命名爲“陳嘉庚星”。
2019年，新加坡開埠200周年，推出了20新元紀念鈔，背面印著8位新加坡先驅人物的頭像，其中一個就是陳嘉庚。
新加坡有“陳嘉庚地鐵站”，廈門地鐵一號線列車組有“嘉庚號”……
陳嘉庚的一生，可以用《南僑回憶錄》裏的四個字來形容：公、忠、毅、誠。
公，是永無止境的奉獻。
忠，是永不動搖的愛國。
毅，是永不言敗的堅強。
誠，是永不毀諾的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