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因患十二指腸癌等多種病症而亡，終年87歲。日本內閣決定于2月24日爲裕仁天皇舉行“大葬之禮”，屆時邀請世界各國的政要代表參加。
作爲裕仁政府時期邪惡侵略罪行的主要受害國之一，中國是否出席此次葬禮，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中日政府之間經過重重磋商，最終選定了外交部長錢其琛代表中國參加此次葬禮。
在這次的“葬禮外交”之上，錢其琛部長面對毫無悔意的日本政府終是霸氣回應，扔下了意味深長的告誡：“正視曆史。”
“一個沒有忏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裕仁天皇從不無辜
自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去世後，日本全國掀起了一片悼念裕仁天皇的哀泣，甚至有4名天皇的崇拜者當即就選擇了自殺，意在“至死追隨天皇”。對此，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受害國冷峻以對，盡量做到不辱不踩。
然而，令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無法忍受的是日本媒體在裕仁天皇去世後，持續不斷地報道裕仁的生平事迹，極力渲染出裕仁天皇關心日本和平繁榮發展的“崇高美德”。甚至有激進蒙昧的日媒和政客宣稱——“裕仁天皇之于戰爭，自始至終都是無辜的。”
二戰結束後、裕仁去世後，這兩個時間節點，日本掀起了“爲裕仁天皇翻案”的狂潮。
裕仁天皇無辜嗎？在日本媒體高超的“洗白”手法下，裕仁天皇顯然成爲了一個木讷、懦弱的生物學愛好者，一個笑容可掬的鄰家太爺，他壯年時期那副冷酷無情的戰爭狂魔形象反而被封存藏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時，突然傳出，裕仁天皇是一個傀儡，他不應該對戰爭罪行付出半點責任。傀儡皇帝並非沒有，就連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也不過是呂不韋手中的一個傀儡。
但若說裕仁是傀儡，這無疑是對成千上萬因侵略戰爭而慘死的百姓和將士的侮辱。1926年，裕仁上台，一上台後，他就以雷霆手腕推行了“昭和新政”，1927年，他又立即舉行了旨在吞並中國的“東方會議”。
裕仁只是政府好戰派的傀儡嗎？在裕仁的書房裏，刺目地擺放著兩尊半身銅像：拿破侖和達爾文。前者激勵其著一步步地野蠻擴張，後者則從年幼起便時時鞭策他——“物競天擇，優勝劣汰。”
1928年，爲了進一步推行自己在國內外的軍國主義政策，裕仁利用日本親年將校，組建了“王師會”，這個由各大海陸軍青年將校組成的“王師會”，爲裕仁一步步拔除了日本議會中的各民主政黨、元老和重臣，使得裕仁擁有了至高無上的元首權力。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這背後都少不了裕仁精心策劃的身影。而在二戰之中，日本是唯一使用細菌戰的國家——用活人做實驗，在長春駐100部隊，在哈爾濱設731部隊，在南京建立1644部隊——這都是裕仁下的敕令。
直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裕仁依舊把“投降”稱之爲“暫時停戰”，甚至明晃晃地按時日本人民，要“忍其所難忍，堪其所不堪”。這一番別有用心、死不悔改的發言，也爲日本50年代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直至當今日本右翼勢力猖獗叫囂埋下了禍根。
這樣一個心機深沉、冷酷好戰的軍國主義者，怎麽會落到一個“傀儡”的名號呢？關鍵在于戰時占領日本的美國占領軍元帥麥克阿瑟，麥克阿瑟此後利用了裕仁的天皇身份推行民主政策，裕仁表現得恭敬而順從，令美國占領軍十分滿意。
如果裕仁被審判處死，那去哪兒再找一個這麽“溫順”的“傀儡”呢？思來想去，麥克阿瑟對裕仁百般包庇，一方面，他表明日本有前途被改造爲一個民主的國家；另一方面，他極力爲裕仁開脫，稱其不過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傀儡。
所謂“手無縛雞之力”，似乎在二戰結束後，日本報紙刊登的麥克阿瑟和裕仁合影足見一二：麥克阿瑟雙手叉腰，昂首挺胸，精神奕奕；反觀一旁的裕仁，卻是一副愁眉苦淚，雙手下垂，無可奈何的模樣。
爲此，日本的“天皇派”隨即立刻引爆了日本民衆的憤怒，但在美軍的占領之下，這種憤怒顯得格外輕賤，于是日本民衆開始化憤怒爲悲憐，加倍尊敬心疼那位“忍辱負重”的裕仁天皇，以朝野一和竹下登爲首的日本政要于是達到了卸掉裕仁戰責的陰險目的。
1989年2月14日，竹下登作爲日本首相，竟然在國會答辯時聲稱：“上次大戰（二戰）是不是侵略，應該交由後代曆史學家評判。”言下之意昭然若揭，無非時對日本侵華戰爭矢口否認。
同樣是2月14日，日本內閣法制局長官在國會答辯時大言不慚道：“不管是從國際法，還是國內法堪，裕仁天皇都沒有戰爭責任。”
身爲戰爭的主要受害國，中國無法容忍日本這種隨意“洗白”罪魁禍首的言行。
對此，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在第一時間警告了日本政府：“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發動的侵略戰爭和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這時日本不能也無力否認的事實。日本應該采取尊重曆史事實的正確態度。”
這是中國在裕仁天皇去世後第一次告誡日本“正視曆史”。然而，1989年2月16日，日本國會答辯惡意否認曆史一事過去兩天後，日駐華大使奉命約見我國外交部副部長，表示：竹下登首相自那日對侵略戰爭進行明確表態後，至今仍沒有任何回應。這無疑是一件令人齒寒的事情。
“一個沒有忏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此時的日本，似乎依舊不能參透這句話背後的告誡與隱憂。
迫于形勢，無奈低頭：竹下登承認侵略罪行
1989年2月，眼看著“大葬之禮”將近，中方卻依舊對竹下登在國會答辯上的言行無法容忍，對日本政府爲裕仁天皇開脫戰爭責任表示強烈不滿。
火急火燎之下，竹下登于2月21日召開了內閣緊急會議，召集了主要成員商討對策——畢竟，他們面對的不只是中國的怒火，更是國際社會的唾棄。
一時間，在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一個奇異的現象——無論是本國群衆還是海外僑胞，都紛紛來電、來信至母國，要求本國代表出席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禮規格不要太高，部分激憤的群衆和僑胞甚至建議不要派人出席。
按照計劃，163個國家、27個國際機構受邀代表參加裕仁天皇的葬禮，美國、西德、法國、印度、菲律賓、印尼等國的總統，泰國、新加坡、韓國、巴基斯坦的總理、英國女王王夫、比利時國王都參加了此次葬禮，其中共有元首、總理級政要55位。
但鑒于竹下登在國會答辯衆矢口否認裕仁作爲侵略者的罪行，一時間，英國輿論紛紛指責伊麗莎白女王派遣她的王夫菲利普親王參加葬禮，並聲討道：“這是對二戰期間被日本侵占的遠東國家死去的數以千計的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的侮辱。”
在曾遭受日本殖民統治35年韓國，最大的日報《朝鮮日報》就盧泰愚總統打算參加天皇葬禮一事尖銳抨擊道：“總統代表韓國和韓國人民去悼念這樣一個靈魂是不可想象的。”
新西蘭的國防部長鮑勃·蒂澤德更是咬牙切齒道：“這種人（裕仁）應該在戰爭結束後就被立即槍斃，或者公開將他碎屍萬段。”
在澳大利亞，鮑勃·霍克總理原本打算參加葬禮，但因爲一個退伍軍人組織群情激憤地將裕仁天皇比作希特勒，迫于輿論，他只好臨時宣布不參加葬禮。
顯然，國際上如此強烈的反應是竹下登未曾料到的。
他自是認爲，全世界遭受苦難的民衆都和手持屠刀的日本軍國主義一樣健忘，可以容忍他大肆發表“裕仁無罪”言論，可以容忍他舉行盛大國葬悼念裕仁天皇，可以容忍他堂而皇之，好似參加一場最平常的晚宴一般，毫無愧疚地對世界各國提出邀請。
思及裕仁天皇葬禮上冷落的景象，竹下登只覺得駭然冰冷——那還叫什麽“大葬之禮”呢？自己原本是想爲裕仁天皇操辦一場近代以來最大的國葬，如果各國領導人都不出席，那屆時，投入的錢再多、儀式再繁瑣又有何用，不過是一場盛大的笑話。
“既是葬禮，亦是外交”——錢其琛代表參加裕仁天皇葬禮
2月21日，竹下登采取了緊急外交渠道向有關國家說明情況，以求能夠得到諒解。其中，日本駐華大使再一次就竹下登在國會答辯上地事宜向中方表態。這一次，竹下登主動表示：
其一，日本過去發起的戰爭給鄰近各國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害，國際上認爲日本的行爲是侵略戰爭，並對此進行嚴厲批判，這是事實，日本會充分認識這一事實。
其二，日本政府對過去行爲的認識，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就表述過，日本不會、也不能否認這一事實。
其三，日本作爲和平國家，爲了不讓這樣的事情重演，將會在接下來的日子裏爲世界和平和穩定做出貢獻。
鑒于竹下登這一番陳詞態度較爲懇切，國際上裕仁天皇葬禮一事言辭稍稍緩和，中方考慮派遣代表出席此次葬禮。
2月23日至25日，錢其琛作爲外交部長，以“中國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遠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禮。
這一次前來，錢其琛肩負著參加葬禮、開展外交活動的雙重使命，事實上，參加葬禮只是外交活動的一種手段。
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禮在東京新宿禦苑舉行，這一處國家公園坐落于東京澀谷區和新宿區之間，整個禦苑內有日本式庭院、西洋式庭園、兒童遊樂場和溫室，爲了操辦裕仁天皇的葬禮，天皇葬儀委員會專門在新宿禦苑內專門搭建起了一座巨大的黑白雙色帳篷，作爲葬禮主會場。
上午7時30分，葬禮正式開始。儀式分爲兩大部分，先是宗教儀式，上午9時30分，靈柩車開始從皇宮出發，經過了國會議事堂、赤坂禦所，于10時10分抵達了新宿禦苑。
現場使用了一大塊幕布隔開，這一儀式只有皇族人士才被允許參加。隨後才是盛大的國葬，這一環節，由繼任的明仁天皇、首相、衆議長、參議長、最高法院長官先後致悼詞，外賓開始悼唁，隨後靈車駛向東京皇族武藏陵入葬。
爲了保證葬禮的順利進行，日本警方總共出動了3.2萬名警察，2500名自衛官，24架直升飛機，全副武裝，四處戒嚴。在東京街頭和葬禮主會場的四周，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靈車駛向武藏陵的道路，是漫長而擁擠的。
面對這場號稱天皇家族“史無前例“的國葬，日本政府可是投入了血本。1989年，大藏省爲天皇葬禮撥款7400萬美元，其中2000萬美元用于爲前來吊唁的外國賓客采取安全措施，2100萬美元用于建造裕仁天皇的陵墓。
其中，日本政府選取了100件裕仁天皇生前喜愛的物品隨同一起下葬：植物、海洋生物標本、領帶、餐具、用了將近五十年的顯微鏡、帽子、鞋子、最喜歡的著名相撲運動員名單等等。
大多數日本民衆在竹下登等日本政要的“洗腦”之下，早已經將裕仁視作“一個無辜病弱的傀儡天皇、一個在好戰派的威逼下時刻爲日本和平著想的奮進者，一個在美國侵略之下忍辱負重的老人。”但依舊存在部分勢力極爲抗拒裕仁天皇“無罪論”和這場盛大的國葬。
當日，從上午8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日本社會黨沒有出席“葬場殿之儀”，日本共産黨拒絕參加葬禮，公明黨表示自己參加葬禮是“不得不行之的待機行爲”。日本廣播協會等電視台出動了上百輛電視轉播車，對葬禮全程進行實況轉播。
與此同時，反對裕仁天皇的團體也籌劃著秘密的活動：一些團體在露天電影院放映揭露日軍暴行的老電影，一邊播放一邊呼籲民衆不要忘記曆史的教訓，更有甚者要追究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
2月24日下午，在裕仁天皇靈車駛向墓地途經東京中央高速公路的深大寺之時，發生了爆炸事件。另一頭，日本所謂的“支持喧亂，反對天皇同盟”組織在葬禮進行以及全國默哀一分鍾之時，早早稻田大學舉行了一場激烈的“哭喪日著名集會”——一場搖滾音樂會。
正是因爲反對、嘲諷的社會輿論仍舊存在，且于當日迸發出了強大的力量，故而日本政府在葬禮舉行時只能“在盛大中尋求簡單”：神道儀式被大大削減，傳統的牛拉轎車搭載靈柩被加長的尼桑靈車所取代，原本的炭火燈籠被拍攝電視的燈光所取代。
2月24日，錢其琛在東京飯倉公館會見日本外相宇野宗佑之時，宇野宗佑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對竹下登首相在國會答辯時，關于過去戰爭問題未能表達“真實意圖”——或者說是事實真相，表達了歉意和遺憾，並特別強調了日本對于戰爭性質的認識已經寫進了中日聯合聲明。
錢其琛沉默片刻，先是再次重申了那千斤之重的四個字：“正視曆史。”他望向了表情凝重的宇野宗佑，說道：“中日關系發展至今，來之不易，務請珍惜。中日之間的一些敏感問題，應當慎重對待，只有正確對待曆史，才能開辟未來，避免傷害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
當天晚上，竹下登首相在赤坂迎賓館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對前來參加葬禮的各國政要表示了感謝。8時50分，裕仁天皇的葬禮結束，共曆時13小時20分鍾。
是夜，日本政壇元老伊東正義專程獨自一人來到了中國駐日本使館來和錢其琛會談，在會談中，這位老人再一次表達了錢其琛能夠代表中國參加葬禮的感激，並表示，自己在有生之年願意爲中日友好關系發展盡力。
2月27日，竹下登首相在新一輪國會答辯中修正了他上一次有關日本侵略戰爭的不當言論，他明確表示：“上次戰爭（日本侵略戰爭）對鄰國造成了重大傷害，這一侵略的事實不容否認。”
裕仁在位64年，親身經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從發動“二戰”到戰敗投降，他對于戰前日本發動的影響惡劣、危害深遠的侵略戰爭需要負直接的、無可推卸的最高責任，這是日本永遠無法否認的事實。
究其根本，仍舊是美國在占領日本之後，沒有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進行徹底清算，從而導致日本全社會對于侵略戰爭的性質未能徹底厘清，軍國主義的幽靈，在無人知曉的角落裏，飄蕩著。
參考文獻：
-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70年警示錄》[M].2015.上海遠東出版社
- 《外交十記》[M].2003.世界知識出版社
- 《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上下）》[M].1994.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