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大變局下的中國管理 ，作者趙向陽博士
導讀
每當想起德國、日本、以色列和美國的時候，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隱形冠軍”、“長壽企業”、“工匠精神”、“創業的國度”和“硅谷的優勢”。而創造出這些名詞術語的作者，例如、赫爾曼﹒西蒙、後藤佐夫、索爾﹒辛格和薩克森甯等，不僅爲某個特定國家、地區或者公司創造了巨額的經濟收益（tons of money），自己也名利雙收。
文章來源
本文作者：趙向陽博士，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由公號【大變局下的中國管理】原創，數字化企業經授權發布。
01
管理類暢銷書
作爲一種社會建構的巨大力量
管理學者、經濟學家、特別是經管類暢銷書作家，在塑造和營銷國家品牌、公司品牌方面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
每當想起德國、日本、以色列和美國的時候，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隱形冠軍”、“長壽企業”、“工匠精神”、“創業的國度”和“硅谷的優勢”。而創造出這些名詞術語的作者，例如、赫爾曼﹒西蒙、後藤佐夫、索爾﹒辛格和薩克森甯等，不僅爲某個特定國家、地區或者公司創造了巨額的經濟收益（tons of money），自己也名利雙收。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經管類暢銷書中的很多研究並不是建立在嚴謹的大規模調研的基礎上的，難以經得起反複推敲。而更多的是建立在引人入勝的故事、有技巧的寫作基礎上的，當然，也依賴于成爲暢銷書的好運氣和恰當的時機。
赫爾曼西蒙在《隱形冠軍》第一版裏就曾經承認，用嚴謹的研究方法，他並沒有發現他所調查的這些德國中小企業樣本（“隱形冠軍”）相比其他企業有多麽獨特的、系統性的優勢。但是，在深度訪談和長期觀察中，他總是能感受到他們與衆不同的精神氣質和經營模式，所以，他在很大程度放棄了經濟管理研究中對方法和數據的嚴謹性追求，而是一氣呵成寫了一本通俗易懂的經營管理書，把自己的洞見和感受直截了當地告訴讀者。換句話說，《隱形冠軍》是建立在強勢的意義賦予（sense-giving）之上，而非嚴謹的科學推理。在他的自傳《全球化之旅：隱形冠軍之父傳奇人生》一書中，他承認，這是他寫得最順，也是最成功的一本書。
當這些直擊要害、抓人眼球的管理概念和理論開始流行之後，它會影響讀者的心智模式和企業家的經營戰略，它就開始塑造人們的行爲，也顯著地提升了公司的品牌溢價、産品和服務的價格、甚至公司被出售和被投資時的交易估值。這是典型的觀念改變世界的例證（in a long run notion can change the world）。
正如《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所言，我們更多地活在虛構的秩序之中，活在意義之網之中，而非簡單的事實之中。所謂的事實，至少包括三種，客觀事實（例如，重力，不依賴于牛頓的理論，它始終存在）、主觀事實（例如，自己覺得頭疼，但是，在醫院做了各種醫學檢查之後，都沒有發現沒有任何異常的生理指標，但是，自己仍然覺得頭疼欲裂）、還有互爲主體性的、基于大量社會溝通和互動所構建出來的事實（例如，上帝、金錢、權力、秩序、觀念、市場、公司品牌、原産地效應等）。
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大部分“事實”都屬于第三者類型。在構建第三類主體間性的“事實”（inter-subjective）的過程中，威脅、獎勵、承諾、宣傳、故事、意義生成、意義賦予、想象、從衆、認知偏見、社會規範等，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紅樓夢裏的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只要認認真真做戲，最後，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以假亂真，所謂的事實，就是這麽創造出來的。
在筆者看來，所謂營銷，就是在那麽一丁點事實的基礎上，經過巧妙包裝，選擇性地呈現最靓麗的一面，而有意識地隱藏有缺陷的一面，讓觀衆産生不切實際的好印象（印象管理），進而産生購買行爲，以響當當的金錢來支持廠家。而那些有點責任心的廠家會在有銷售收入之後，會對自己的産品和服務做出進一步的改善，最後，一個本來名不副實的産品就變成了一個它所承諾的知名品牌，這就是一個社會建構和自我證驗預言的過程（所謂的事實-話語修辭-社會行動-新的事實之間的叠代過程）。
當我們探討諸如“中國的專精特新企業到底離德國的隱形冠軍還有多遠”這類話題時，一定要理解社會科學研究或者經管類暢銷書對現實的建構作用，尤其是在缺乏大規模國際比較數據的時候。做出一個可能有點誇大其詞的積極判斷，與做出一個打擊國人自信心的消極判斷，它所産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本身就有文化自信和品牌塑造的作用，而後者也可能讓中國企業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02
中國的“專精特新”
到底離德國“隱形冠軍”有多遠？
網絡上流傳著關于德國隱形冠軍的各種文章和視頻，有的文章吹噓德國的産品質量如何精良，而中國産品如何被人瞧不起。其中有一篇配有圖文、流傳甚廣的文章講，參加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時看到歐美企業的展台如何高大上、産品多麽高科技，而中國企業的展台面積小、位置不在中心展館、展台面前冷冷清清，無人問津，因爲中國産品大多數都是山寨的、抄襲的、黑大粗。仔細浏覽這篇文章，筆者找不到准確的時間和地點，也缺乏具體廠家信息等。這種以偏概全、出發點有問題，過分情緒化的文章，經常會在讀者心中産生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
在企業參訪或者産品推銷的場景裏，還有一種條件反射式的對話，“你們的機床是哪兒産的？”“進口的、德國的、日本的、美國的”。介紹人言詞中的那種自豪感讓有民族自尊心的人越來越感到不適應。或者當你因爲滑雪或者騎摩托車骨折上手術台前，醫生問你“你想用進口的鋼板，還是國産的鋼板？”如果你不是過于囊中羞澀，大概率會稀裏糊塗選擇進口的，雖然你壓根兒就不清楚進口鋼板和國産鋼板到底好在哪兒。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些高端制造領域，在一些特殊的應用場景裏，德日的産品（例如，大型數控機床）的確比國産的要更智能，精度更高，穩定性更好。但事實上，中國企業迎頭趕上的速度也很快，已經成爲德日企業最強勁的競爭對手。
根據筆者粗略地估計，在70%的中低端領域中國制造已經可以和德國制造並駕齊驅，甚至全面超越。而在20%的高端制造領域可能相差10到15年，而在少數領域中國企業已經進入了無人區（例如，5G、消費互聯網、移動應用等）。所以，客觀系統性地比較中國的專精專新企業與德國的隱形冠軍企業之間的差異和不同，有助于清醒地判斷中國專精特新企業努力的方向。
根據工信部關于中小企業的梯度培育計劃，十四五期間，我國計劃培育100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10萬專精特新企業、1萬小巨人企業和1000家單項冠軍企業。從創新型中小企業、到各個省市的專精特新企業（以及培育企業），再到工信部中小企業司認定的“小巨人”，最後到工信部和中工經聯評選的“單項冠軍”，它們構成了一個金字塔形式的梯度培育體系。絕大多數企業只能一級一級地拾級而上，不能速成。
在以前的文章中，筆者認爲工信部認定的“專精特新”小巨人，離德國的隱形冠軍，還差一個歐亞大陸。而620多家單項冠軍企業和單項冠軍示範産品，約等于德國的“隱形冠軍”。
接下來，我先簡單地介紹德國隱形冠軍的畫像、它們的成功之道，然後從縱向水平上比較中國的專精特新企業離德國隱形冠軍的差距，再從橫向水平上比較它們之間的不同。縱向水平上，有實力上的差距。而橫向水平上，更多的是類型上的多樣性。類型上的多樣性，爲中國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提供了獨辟蹊徑、彎道超車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盡快補齊短板，鍛造長板，實現全面趕超。
03
德國“隱形冠軍”的畫像
德國“隱形冠軍”企業林立在德國的城市和鄉間，在行業內享有盛譽，但是，經常不爲普通消費者所知，因爲70%以上的企業都是做2B的生意，爲龍頭企業做配套。這些公司在所處的細分行業裏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是世界前三強的公司，或者某一大陸上名列第一的公司。
這些企業生存時間都在30年以上，有的甚至已有百年曆史。它們一般在一個狹窄的細分市場內精耕細作，直到成就全球行業內的“獨尊地位”（Only-One Company），年營業額一般低于50億歐元。超過50億歐元的企業，例如SAP，被稱爲大冠軍。
根據西蒙教授的調研，全世界夠得上隱形冠軍標准的有2700多家，其中德國1300多家。其他德語國家，例如，奧地利、瑞士各150家左右。另外，美國和日本各有366家和220家左右。
很多人經常把德日企業和隱形冠軍、工匠精神聯系在一起，而把美國企業與顛覆式創新、財富500強、或者華爾街聯系在一起，而忽略了美國也有相當數量的隱形冠軍的事實。
1920年到1970年之間，是美國大公司的黃金時代。那個時候美國的工業體系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就像今天的中國號稱是全世界唯一的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從研發、制造到營銷，美國制造業鏈條非常完整（請參考《清教徒的禮物》），其中也有相當數量專注于某個細分市場領域“隱形冠軍”。
例如，被稱爲“工具之王”的史丹利公司就是其中一個。史丹利的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3年，這是一個老牌工具制造品牌。發展至今走過了179年的時間，爲全球工業市場提供了數以萬計的産品，包括機工具、液壓工具、緊固工具、風動裝配工具。最值得稱道的是，史丹利打造出全球首把卷尺，直接改變了我們工作的方式。十年前，史丹利公司和百得公司合並成立了史丹利-百得集團。百得成立于1910年，是全球最大的電動工具制造和銷售商，品牌同樣有著百年曆史。史丹利-百得公司，去年全球銷售額近千億人民幣，市值超過300億美元。
04
德國“隱形冠軍”的成功之道
德國隱形冠軍的成功之道，我在以前的文章《普通中小企業如何走上“專精特新”之路？》裏曾經借用山東豪邁集團的案例做了比較充分的解釋。
概括地說，包括以下主要特點：
突出主業，聚焦縫隙市場。“一米寬，一公裏深”，先做深，再做寬。
堅持長期主義，制定長遠戰略。雖然在創業之初，這些企業也曾經在黑暗中不斷摸索嘗試，但是，一旦選定目標，咬定青山不放松。
德國獨特的“雙元制模式”（學校+工廠）爲企業輸送了大批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領軍人才。德國在高端制造業方面的優勢也使得他們能支付得起足夠有吸引力的高工資，而高工資與人才的培養和招聘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
德國企業特別強調參與制定行業標准，追求高品質，倡導極端制造、高強度研發投入。
不同于英美模式，德國經濟體制被稱爲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德國也認可政府之手和産業政策的重要性，強調有序競爭。德國的城鄉差距很小，各個州發展比較平衡。因此，在長期的發展中，每個州演化出了有地方特色的産業集群。
德國特別重視技術組織的作用。例如，享有盛名的專注于應用研發和技術産業化的弗勞恩霍夫協會，以及從事技術轉移的史太白技術轉移中心（Steinbeis）。筆者曾經與史太白技術轉移中心的中國區負責人進行過深入交流，在以後的文章裏可以專門介紹他們的技術轉移模式。
05
中國“專精特新”
與德國“隱形冠軍”的差距
◉ 首先，中國企業年齡太短（單項冠軍平均年齡20年，小巨人企業平均年齡10年），再加上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一旦經濟危機的苗頭冒出來，中國政府就通過政府之手進行調節，盡量削平經濟周期。因此，中國企業沒有經曆過非常嚴重的大風大浪的考驗，相當一部分單項冠軍企業還沒有完成代際交接班。而很多德國隱形冠軍企業，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也經曆過一戰之後魏瑪共和國期間和二戰之後1945-1947年之間的令人咋舌的通貨膨脹，所以，有豐富的抗風險能力和永續經營的經驗。
◉ 其次，從産品創新水平、産品品質和可靠性、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研發強度、市場領導力上來看，中國的專精特新離德國的隱形冠軍也有顯著的差距。只有少部分企業參與或者主導國際、國家和行業標准的制定和修訂。
例如，從研發強度來說，德國隱形冠軍的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5%左右，而且在絕對數量上遠遠超過中國企業。經常是每年上千萬歐元與每年兩三千萬人民幣之間的差距。更何況德國隱形冠軍在此之前已經保持了幾十年的高強度研發，積累了大量的專利，布局了密不透風的專利陷阱和壁壘。
雖然工信部某官員曾經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入選“小巨人”的企業研發強度超過7%，但是，明眼人都知道，這個數據不太可靠。根據我個人的估計，專新特精“小巨人”的研發強度大約爲3-4%之間。
舉例說明，根據安信證券的研究，科創板、創業板、中小板和主板的專精特新公司，2020年平均研發/收入比例分別爲6.44%、6.91%、4.77%、2.58%。研發人員方面，2020年，全部A股公司的研發人員占比平均爲17.64%，中位數爲13.51%。專精特新上市公司的研發人員平均占比爲22.11%，中位數爲18.31%。因爲已經上市，這組數據相對更爲可靠。而且上市公司的研發強度大概率要比還沒有上市的小巨人企業要大。
再舉例說明，根據浙江省經信廳的數據，浙江省470多家小巨人企業的研發強度大約4.5%左右，我估計除了北上廣深之外，中國其他省市的專精特新“小巨人”的研發強度，不太可能比浙江更高。這種研發強度的虛報和虛增，主要是因爲參評“小巨人”時填報材料的需要。某地方的經信局局長就曾私下向筆者咨詢，“如何准確地識別出企業的研發強度？”
類似的問題也存在于申請材料中專利注水現象中。具體來說就是：1）外部受讓專利來湊足專利數量，而這並不代表自身研發能力；2）企業的專利技術方案可能並未實際研發或實施；3）企業專利盡管獲得授權，但技術不一定領先（請參考方圓研究院孫高嶺《從科創板的要求看專精特新企業的創新能力》）。
◉ 第三，就國際化程度而言，專精特新企業的國際化程度處于起步階段，絕大多數停留在進出口貿易階段，只有少部分企業走出去在海外設廠，或者直接參與國際並購。而德國的隱形冠軍的海外分支機構大約在30個左右。
在中國企業裏面，華爲的國際化程度是最高的。華爲在全球160多個國家都有分支機構。如果我們把華爲的國際化程度比喻成100分，那麽，絕大多數小巨人企業的國際化程度只能勉強得10~20分左右。
◉ 第四，缺乏富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是制約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在工信部《關于爲“專精特新”企業辦實事清單》中或者《“十四五”中小企業發展規劃》中，對如何發展職業教育，培養高技能人才方面，一筆帶過，所談甚少。
在一篇在談到《爲什麽頂級的機床都是歐美日，而中國造不好呢？》的網文中，該文作者采訪了幾位業內人士，其中吐槽最多的就是人才問題。
其中一個專家認爲：“中國造不了高精度機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缺乏工人和一般企業培養不了高技能人才。
舉個簡單的例子，培養八級鉗工耗資就不是個小數字，而且時間也很長。並且，8級鉗工也不能止步不前，也需要時不時去進修一下。另外還要經常給他高難度的工作（小工廠根本培養不起），不然技術會生疏的。培養出一個高水平工人，沒有5～8年的時間根本辦不到。即使培養出了高水平的工人，如果企業制度不能提供優越的條件，也留不住這樣的人才。這就造成了很多工廠不願意花資金去培養優秀工人。其次，是沒有精力去設計生産高水平的機床。有時候一台機器造下來要花兩三年的時間，以德國爲例，以前加工一根臥式銑床的刀具軌需要的工人數爲一名工程師，兩名技師，3～5名高級工人（大約相當于國內剛拿到8級鉗工證的人），而且也非常耗時間，大約要半年（包括精加工和表面處理，以及修配）。這樣下來，除非是大規模企業，小企業根本負擔不起這樣的開支和時間。”
另外一個專家則認爲：“在中國制造業，工藝遠比制造難度要大的多，如钛合金焊接技術，大型彈射器的氣密技術等等，中國缺的不只是技術工人，更缺的是工藝師。可以說，中國機床嚴重缺少各方面專家、人才，許多關鍵性技術(如剛性、熱變形、振動、噪音、精度補償等)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還有就是材料、模具、數控的人才缺乏，沒有這方面足夠的人才，中國的機床産業要趕上國外先進水平又談何容易！”
06
中國“專精特新”企業
與德國的“隱形冠軍”的不同
因爲政治制度不同，國家文化不同，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中國專精特新企業表現出與德國隱形冠軍非常不同的一些特點。
◉ 首先，“專精特新”企業的評選表現出明顯的政策導向，主要是爲了解決“卡脖子”，工業強基問題。某些市場占有率很高的企業，或許可以入選德國的“隱形冠軍”（例如，做假發的），而不一定能入選中國的“專精特新”企業。
◉ 其次，專精特新企業的評選特別強調制造業導向，比較缺少高端服務業。例如，知識密集型的知識産權服務機構，或者特殊類型的金融服務公司。而德國的隱形冠軍中，服務業至少占據15%左右。
◉ 第三，全世界不同國家的産業發展都表現出産業集群的特點，但是，類似中國這種高度人爲設計的工業園、科技園等，除了台灣和新加坡以外，幾乎絕無僅有。不同于德國的城鄉差別小、地區發展程度差別小，中國的産業集群的地區分布非常不均衡，地區差異非常大。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高度集中分布在遼甯、山東、江蘇、浙江、廣東等東部沿海一帶。特別是甯波、常州、濰坊、青島、東莞這些城市。越是中小企業發展好的地方，貧富分化和收入差距越小。所以，發展中小企業，包括專精特新企業，本身就是與共同富裕緊密相關的問題。
◉ 第四，相比德日企業，中國“專精特新”企業獲得初步的成功之後，很少再滿足于某個細分市場，而是表現出更強的成長導向，更強的多元化經營的沖動。很多日本長壽企業，上百年來一直在經營祖上傳下來的老店老鋪，或者某種醬油清酒、農産品和海産品，或者幾十年如一日做某種類型的螺絲或者基礎材料。而這種對既有業務的長期堅守、持續改善的特點，在中國企業身上極少出現。
例如，光電企業領域的單項冠軍——甯波舜宇光學——在2014年就提出，苦幹十年，爭取在2024年達到1000億營收。爲此，他們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産品線，特別是改變商業模式，從單純的生産産品，變成服務型制造業，提供系統解決方案。
再例如，另外一家從事精細化工和新材料的隱形冠軍企業江蘇強力新材，在光刻膠産品線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並沒有停步在原有的細分市場，而是在資本的加持下，沿著産業鏈上下遊進行縱向整合。
這種多種經營和對高速成長的渴望，可能與中國市場的特點有關。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普通消費者對産品品質的要求並不高，而更看重價格。
過去十年裏，淘寶和拼多多等電商的快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延緩了專精特新企業的發展速度，縮小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因爲發展“專精特新”需要需求端的強力支撐，需要有下遊企業和客戶需要高品質的産品，願意支付高價。也就是到了最近三四年裏，當中國的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即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內消費升級之時，同時美國對中國在技術進行脫鈎，對中國企業進行制裁，動不動列入實體清單，禁止出口一些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這一切倒逼中國不得不走“專精特新”之路，企業的發展的氣候和土壤才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07
破解德國“隱形冠軍”
不上市的迷思
在比較中國的專精特新企業與德國的隱形冠軍企業時，很多人都發現中國企業比較高調，熱衷于上市，成爲“顯性冠軍”。而德國的隱形冠軍非常低調，對資本市場敬而遠之。
根據西蒙教授的研究，最近二十年來，德國隱形冠軍上市的比例也在不斷提升，但是，也只有20%左右。在西蒙教授看來，低調的“隱形冠軍”有助于避免競爭，不受制于資本市場的短期波動，而專注于核心技術和産品品質的提升。所以，他對中國專精特新企業熱衷于上市，不太理解，也不太認同。
事實上，這是一個需要破解的迷思。
德國隱形冠軍企業不輕易上市的神話，需要放入過去兩百多年德國金融體系的大曆史中去，才能看得比較明白。上市不上市，並非“專精特新”或者“隱形冠軍”的本質特點。“隱形冠軍”這個概念最重要的不是“隱形”，而是“冠軍”。上市或者不上市，有利有弊，各有千秋。條條大路通羅馬。
在《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的比較研究》一書中，張曉樸、朱鴻鳴兩位金融專家把德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分爲五個階段。1800-1870年的大孕育階段，1870-1915年的大發展階段，1915-1947年之間的大逆轉階段，1947-1997年之間的大穩定階段，1997-目前的大轉型階段。
特別是，在1870年-1915年之間，德國發展出了以股市爲主的資本市場和以三支柱銀行（私人銀行-公立銀行-合作儲蓄銀行）爲特點的銀行體系都很繁榮的雙高型金融體系。在這個階段，德國上市公司的數量和美國上市公司的數量一樣多，將近400家左右。只是到了二戰以後，因爲各種原因，德國的金融體系才轉向以銀行間接融資爲主，強調穩定大于一切。與此對應，德國企業的發展也主要是內生式發展爲主，融資方式也主要是以公司利潤的內部留存爲主的自我融資，和銀行債務融資爲主。
2019年9月，在《大變局下的中國管理：從以英美爲師，轉向與德日同行》一文中，筆者寫到“令我最困惑的問題是：在這個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種完美的模式，能把市場導向型金融和銀行導向型金融結合在同一個經濟體內，而且運轉自如？悖論整合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看看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的發展，尤其是在房地産價格不斷高企、P2P不斷爆雷和“雙創”大躍進情況下，賺快錢的欲望總是戰勝做實業的耐心。能否在同一個體制裏，建設雙高型的市場導向型金融和銀行導向型金融，很難，需要未來的實踐證明。”
《金融的謎題》一書，非常好地幫助筆者回答了這個困惑。就金融業增加值與制造業增加值之間的關系來說，全世界的國家基本上可以分爲四種類型。1）小金融、大實體，以德國、日本爲代表。2）小金融、小實體，以西班牙、法國爲代表。3）大金融、大實體，以中國、韓國爲代表。4）大金融、小實體，以英國、美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爲代表。大金融和大實體相互支撐，這是中國應該堅定不移走的發展道路。
以史爲鑒，德國在1871年到1915年的金融體系實踐，給了我們重要啓示和信心。而深入分析1997年以來德國金融體系大轉型不成功的原因，也會給我們重要借鑒。學者曾經對此提出了三種歸因，包括工業化模式論、機構代替市場論、大陸法系論等。而《金融的謎題》兩位作者則提出新的解釋，也就是實體經濟“大逆轉”論。
簡單地說，最近三十年裏，德國在很大程度上錯過了互聯網的上半場，在新經濟方面沒有誕生多少創新型的公司。《GEM全球創業觀察》曆年來的統計數據表明，德國創業的活躍率很低。在18歲到60歲的工作人群中，打算創業或者正在創業的只有不到3%，遠低于中國的12%左右或者美國的8%。
1997年到2004年之間，德國也試圖模仿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開辦了新的股票市場“新市場”（Neuer Market），但是，因爲缺乏足夠多的、優質的、可以上市的企業，所以，這個新市場失敗了，德國所期望的金融體系大轉型步履艱難。但是，也正是因爲轉型沒有成功，所以，比較幸運地躲過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損失比較小一些。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波瀾壯闊的創業創富創新活動一浪接著一浪，好公司層出不窮。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結構已經基本搭建完畢（滬市-深市-京市、主板-中小板-創業板-科創板-各地的股交所等），風險資本市場投資和並購活躍，退出方式多樣化，越來越方便。隨著關于股市的治理機制不斷完善，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雙高型的、有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指日可待。如果專精特新企業能合理利用資本的力量，快馬加鞭，同時又不忘初心，始終堅持聚焦和創新，一定會更上一個台階，成爲全球市場上的單項冠軍。（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