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許振華
10月28日，數以千計的印尼工會成員與大學生再度走上首都雅加達街頭，就本月初于國會通過的《綜合性創造就業法案》（以下簡稱《就業法》）表達抗議，要求政府撤回法案。自10月5日法案通過起，抗議示威就在印尼各大城市不斷發生。28日早上10時，全印尼勞工聯盟（SPSI）組織數千名工人走上街頭，遊行終點距總統府僅1公裏左右。系列抗議活動已持續四周，甚至出現了要求印尼總統佐科下台的極端口號。
《就業法》本是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落實經濟發展承諾的嘗試，某種程度上更是他試圖在自己最後一個任期所留下的政治遺産。去年10月20日，已擔任一屆（五年）總統的佐科正式宣誓就職連任。當日，佐科誓言要讓印尼“在獨立100周年（2045年）時成爲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他表示，將在接下來的五年任期中率領政府全力確保發展目標的實現，確立了優先發展人力資源、加速發展基礎設施、簡化勞動市場與中小企業等領域的法規、改革官僚體系吸引投資、推動經濟轉型等五大經濟建設重點。
一年後，佐科政府將近千頁的《就業法》送入國會，試圖吸引投資、徹底改革充斥著繁文缛節的經濟環境。但事與願違，《就業法》在印尼引起軒然大波，自法案通過當日起雅加達、棉蘭、登巴薩（巴厘島）、梭羅等印尼多個大城市就出現了大規模抗議活動。據印尼《雅加達郵報》報道，10月20日，佐科就任一周年之際，仍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工會成員走上街頭反對新的綜合法案。
“佐科認爲有很多條條框框阻礙著外資進入印尼，爲此才推動此項綜合法案。”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南亞和大洋洲研究所所長助理駱永昆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說，佐科希望新的《就業法》能取代原來松散的70多項法律，給企業“松綁”，減少對投資的限制。
盡管《就業法》的主要目的是減少制約經濟發展的繁文缛節與官僚主義，但法律也涉及多項勞工權利，引起了印尼多個工會和學生團體的堅決反對。駱永昆指出：“它（《就業法》）涉及投資、就業等多方面內容，其中七八條涉及就業，因減少休假等被認爲損害了工人利益，引起不滿。”
據CNN印尼頻道（CNN Indonesia） 10月5日報道，印尼工會聯盟（KSPI）方面認爲，《就業法》會使勞工非自願裁員（遣散）的賠償費用上限從32個月工資降至25個月，讓各個城市或地區不再需要規定最低工資和最長工時。法案允許臨時用工合同抹除了定期用工和終身用工合同的界線，還未明確失業保險購買的責任方，削減了終身合同在養老和醫療保險上的權利。另外，法案還刪除了部分休假與帶薪休假權利，明文規定企業沒有爲女性勞工提供帶薪月經假的義務。在外勞引入方面，非專業技術外勞進入印尼不再需要部長書面文件批准。KSPI等印尼主要工會團體對《就業法》上述內容頗爲不滿。
憤怒的學生
“印尼有著濃郁的示威文化，上街抗議是常見的表達方式，許多活動也（在警方）注冊在案。目前來說，這些抗議都算是正常的表達。導致抗議爆發的核心原因之一是新法影響了部分民衆利益；之二則是經濟遭疫情打擊、社會被嚴格管控，生計嚴重受損的民衆感到強烈不滿，他們想要表達不滿。”駱永昆告訴澎湃新聞。
但受《就業法》刺激上街的不只有工人，還有學生。如今，學生以集體身份重新登上印尼政治舞台。一年前，因國會企圖修法削弱印尼反貪機構職能，印尼大學生也組織了系列抗議活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教授愛德華·阿斯皮納爾（Edward Aspinall）在東南亞媒體New Mandala上發表評論說，《就業法》所引起的抗議與去年類似的抗議浪潮中，學生的突出角色引人注目，象征著印尼1998年民主化之前的“新秩序”時期的學生異議政治傳統正在回歸（編注：“新秩序”一詞是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爲與前任總統蘇卡諾的“舊秩序”有所區別而使用的政治語言，相當于蘇哈托掌權時期[1966-1998]的代名詞，經常被用于描述蘇哈托時期的腐敗，官商勾結和大鎮壓）。
國會通過《就業法》時正值印尼新冠疫情高峰。據印尼媒體報道，10月28日，印尼累計確診病例已突破40萬。面對疫情，許多印尼人害怕上街抗議時被傳染，也受制于政府以防疫爲由頒布的限制令。這讓以學生爲代表的部分印尼國民感到憤怒，他們認爲政府利用了疫情來推動這項極具爭議性的綜合法案。
“《就業法》在國會通過的程序是不透明的，就像國會議員在向人民藏著些什麽一樣。這讓整件事看起來很可疑，他們都與這項新法利益攸關。”在印尼某市做公務員的庫塔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公務員對這一代印尼年輕人來說是穩定而待遇豐厚的工作。庫塔一年前才本科畢業，成爲公務員意味著他很優秀，才能在成千上百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愛德華·阿斯皮納爾在評論中指出，印尼現代曆史上學生行動主義的故事激勵了當代印尼青年，他們認爲他們的學生“前輩”在印尼的國家大事上多次發揮重要作用。與此同時，終結1965年至1998年間“新秩序”政權的1998年“改革”運動關鍵口號是“改革腐敗”（Reformasi dikorupsi），“民主”被認爲是這場運動爲印尼留下的重要政治遺産。抗議學生將如今的政治人物類比成“新秩序”時期“自私和腐敗”的政客，對政治強烈不滿。
但並不是所有印尼年輕人都爲《就業法》走上了街頭。庫塔作爲政府雇員，不能參與反政府集會，也不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討論，只能在與朋友私下討論時表達不滿，並將修法爭議根源指向總統佐科身邊的利益集團。目前從事獨立音樂媒體工作的阿尼達同樣在一年前畢業，于雅加達獲得了研究生學曆。她的觀點與庫塔類似，還擔憂新的《就業法》將損害她在私營企業工作的同齡朋友的權利與利益。但因爲疫情形勢嚴峻，她沒有選擇走上街頭，而是在Instagram等印尼常用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她認可的反《就業法》資訊。
本科尚未畢業的貝裏斯則支持佐科政府推動的《就業法》，他認爲許多人被謠言誤導了。他駁斥了《就業法》會廢除加班限制的傳言，說新法僅僅是延長了工作時間上限。“佐科沒有背叛任何人，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會發現這項法律對經濟是有益的。”貝裏斯向澎湃新聞說。“《就業法》的制定過程是非常愚蠢和糟糕的，但我們需要承認，沒有任何人能完全了解法律，更何況這些人忽略了一年前這項法案就在醞釀的事實，法案也提供了草案內容。”貝裏斯說。
貝裏斯是佐科的堅定支持者，居住在西爪哇的萬丹省，家境普通。如果無法獲得獎學金，有著出國留學夢的他可能很難在本科畢業後繼續深造。無論庫塔、阿尼達、貝裏斯等印尼年輕人是否在政治上對印尼或印尼政府感到不滿，他們都在經濟上感到壓力，對自己的未來有著或明或暗的憂慮。
佐科的用心
佐科第一任期內印尼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讓他飽受好評。在他的第一任期內，印尼各地興建基礎設施、推動工業發展，吸引了不少外來投資。但近來，印尼經濟增長放緩，疫情讓形勢變得更嚴峻。據《雅加達郵報》28日報道，疫情擾亂了印尼的商業活動、削減了居民購買力，對經濟造成重創。據統計，印尼今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萎縮了5.32%。盡管經濟萎縮步伐放緩，但預計今年第三季度印尼經濟會進一步萎縮，意味著印尼陷入經濟衰退。
在去年的施政演講中，佐科明確將發展人力資源列爲新任期五大優先任務之一，體現出他對現狀的擔憂。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國，有2.6億人口。其中，6500多萬人年齡在20至35歲之間，幾乎占工作年齡人口一半。但據世界銀行去年數據，印尼青年失業率約15%。今年暴發的疫情只會讓這一局面更爲糟糕。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自己的工作，但我需要錢，這份工作能讓我有機會獲得政府的獎學金。”庫塔說。“我想現在很多人意識到了唯一穩定的工作就是公務員。特別是疫情暴發後，經濟變得更加不穩定。我大學裏的很多同學也成爲了公務員。他們也說，他們是爲了生活穩定才進入政府工作的。”因疫情封鎖仍在萬丹省家中上網課的貝裏斯仍然期待著出國深造，但他分享說，他需要務工的同齡人與家人均很大程度上受到疫情打擊。
大規模的青年人口無法轉換爲大規模勞動力，讓印尼無法全面發揮出新興經濟體的潛力。有分析認爲，青年失業率高的現狀與印尼用人單位人力成本高昂有關。據澎湃新聞早前報道，印尼擁有世界第三高的離職金：一年後被解雇的員工有權獲得4個月的工資，而工作了10年的工人可以獲得大約95周的遣散費。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已故教授莊禮偉、深圳世聯行地産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級策劃師林曉齊在2018年的論文《國際規範的國內博弈：印尼勞工法爭議中的政府、勞方與資方》中指出，印尼國會于2003年通過的勞工問題法令顯示勞方在勞方、政府、資方的三方博弈中占據了上風。莊禮偉、林曉齊分析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的勞工法和勞動用工制度常常強調市場效率原則和企業經營者的權益，但印尼的2003年勞工法與上述通常做法並不一致，這是一個明顯對勞方有利的勞工法。
據《雅加達郵報》10月19日報道引述世界銀行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印尼在19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73位 ，且低于中位數。《就業法》可說是佐科政府應對經濟現狀所提出的“一攬子法案”（Omnibus Law）。法案試圖通過簡化土地征用程序、放寬對外國投資限制、放寬勞動法規定、對自貿區提供更多激勵措施來減輕外企在印尼開展業務長期遭受的障礙。
“全球疫情仍顯嚴峻，即使新法順利通過並得到落實，印尼短期內也很難吸引到大量外國投資。” 駱永昆評價佐科政府時說，“但長遠來看，《就業法》對印尼經濟是利好的。爲了國家的利益與發展，即使知道法案會引起巨大爭議和不滿聲音，佐科仍然做出了修法的決定。”
爲了誰的發展？
盡管佐科非常看重《就業法》，更多次表明自己修法的決心，但越來越多的人對佐科感到失望。來自印尼巴厘島、從事文學創作的青年小說家杜爾說：“我不支持佐科，也不支持國會。有的人認爲佐科的確背叛了大家。佐科曾經答應我們會找到那些失蹤的社運活動者，追究殺害他們的人的責任，但沒有人能得到他的答案，他沒有實現諾言。”
2014年，佐科以“幹淨”的政治素人面貌參與總統選舉，與印尼傳統政治精英代表、前總統蘇哈托的前女婿普拉博沃對陣。當年，佐科因沒有傳統政治經濟精英的身份包袱而獲得青睐。許多佐科的支持者關心1965-1966年反共政變、蘇哈托“新秩序”時期與1998年“改革”運動等曆史事件中的人權議題，他們也得到了佐科爲這些受害者尋求公正的承諾。
2019年，佐科再度參與選舉，已難以利用政治素人的人設吸引選民。雖然佐科在自己所屬的鬥爭民主黨並未擔任領袖職務，但他仍受制于印尼龐大的政黨機器，需要與黨內高層妥協，還要和其他大黨“討價還價”。去年選舉結束後，反對派領導人普拉博沃宣布加入佐科的執政聯盟，讓佐科政府在國會擁有空前的支持局面。《海峽時報》曾分析稱，佐科與普拉博沃兩大對手的“和解”或爲印尼鋪平過去十年以來最穩定的政治道路，但在那些因厭惡“新秩序”以及由政治精英把持的傳統政治而支持佐科的選民看來，這讓人非常失望。2014年上任時佐科所許下的人權承諾，也遲遲沒有下文。
“我2019年支持佐科，現在依然認爲他是一個優秀的總統。問題出在他身邊那些人，那些部長和同黨的大佬，他們只關心權力和金錢。這個國家的管理是非常不專業的，上層階級不會關心環境、貧困與人權等問題。”庫塔說。
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東南亞經貿與發展專家詹姆斯·吉爾德（James Guild）10月20日在《外交官》雜志刊登評論文章稱，佐科第二任期的執政風格已經非常清晰：他積極推進貿易，在政治、商業與軍事上確保他的內閣能順利施政，憑借國會中的絕對多數席位支持通過政府提出的法案。爲此，他願意擱置甚至是忽視來自公民社會團體的關切與訴求。
吉爾德認爲，將分散于印尼地方的權力收歸中央、重用國有企業、加快土地並購、克服監管和法律對經濟行爲的障礙乃至推出《就業法》，都是佐科促進印尼經濟發展的嘗試，佐科將這些努力視爲印尼經濟的利好因素與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的發展引擎。但佐科並未能有效回應的問題是“爲了誰的發展”。以爪哇高速公路爲例，能夠建成這一橫穿爪哇島的公路是一項引人矚目的成就，也將帶來大量收益。但由于通行費十分昂貴，在貧富差距明顯的印尼，許多人可能永遠不會有機會使用它。
據世界銀行數據，2017年，印尼基尼系數從上世紀90年代的30.0增長至39.0。來自印尼的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博士奧利亞·納斯蒂蒂（Aulia Nastiti）在“對話”（Conversation）網站上撰文指出，在印尼，能從投資中獲益最多的是上層階級，特別是主宰印尼政治經濟結構的企業集團要員與政客。她分析說，對印尼的大部分投資流向了基礎設施與建築項目、電力與天然氣等能源部門以及電信、運輸和金融部門。除此之外，還有種植業、采礦業和林業。這些部門的投資以“尋租”爲核心，不依靠生産和雇傭勞動創造價值，而是通過與權貴交易在資源分配、許可發放等事務上獲取利潤。
奧利亞還指出，政客與商人的利益關系也越來越緊密。2019年至2024年兩屆國會議員中，幾乎有一半成員來自主導印尼經濟與投資的一千多家企業。庫塔有類似的觀察：“大部分議員都是商人，這就是爲什麽《就業法》和國會議員們利益攸關，因爲他們會從中得利。”
《就業法》仍有疑團待解
以上因素讓本應作爲佐科最後一個任期的重要政治遺産的《就業法》毀譽參半。阿斯皮納爾在New Mandala網站上的文章分析說，不僅是憤怒的學生令人聯想到印尼曆史，現任政府也令人聯想起“新秩序”政權。阿斯皮納爾認爲，佐科政府對抗議活動持反駁的態度，警察等國家安全部門深度參與到壓制抗議的行動中。另據《雅加達郵報》、《國際日報》等印尼媒體報道，多名印尼高官指控這一系列抗議背後有“勢力”在煽風點火。還有官員向大學施壓，要求約束持不同意見、參與抗議的學生積極活動分子。
阿斯皮納爾認爲，政府領導人沒有直接回應抗議者的擔憂，反而將注意力集中在“幕後勢力”，這樣的政治話語與蘇哈托專制的“新秩序”時期十分相似。在“新秩序”時期，持右翼立場的蘇哈托政府常常斥責抗議活動是印尼共産黨與其他左翼組織的陰謀。
駱永昆指出，將印尼政治現狀比作“新秩序”時期多少有些炒作的意味。“佐科曾約見工會人員，邀請工會重要領導人聽取意見。政府始終保持溝通，這和‘新秩序’時期截然不同。印尼國會仍有反對黨，龐大的執政聯盟內部也有分歧，佐科甚至也不是自己政黨的一號人物，和‘一人說了算’的蘇哈托不能相提並論。”
阿斯皮納爾也指出，印尼目前的狀況不能和“新秩序”回歸混爲一談，後者的政治體系建立在軍隊與部分市民團體的聯盟上，當前的印尼政府的執政基礎要廣泛得多，每個政黨的關系網向上能拉攏富人、向下能深入社會。但問題在于，1998年的“改革”運動未能清算“新秩序”時期權貴，許多人在民主改革後改頭換面加入了新政權，甚至幾乎參與了每一屆民選政府。
目前，《就業法》已于印尼國會獲得通過。駱永昆指出，如此一來取消法案的可能性極低。“如果遊行示威強度大，政府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妥協。取消已經通過的法案是不可能的，但法律還有修改空間。有印尼官員表態過，可能先施行這一法律，而後再做修改。這也獲得了部分地方官員的認可。”
另據《雅加達郵報》22日報道，《就業法》目前有至少五個版本，內容在812頁至1187頁不等。最終施行的《就業法》具體版本仍不確定，許多民衆也感到困惑。“如此多的版本、如此多的內容（頁數），人民無法決定使用哪一個版本作爲抗議、批判的藍本。人民感到困惑。”杜爾說。
（應受訪者要求，庫塔、杜爾爲化名。）
責任編輯：朱鄭勇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