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賀平
Nora Kottmann and Cornelia Reiher eds., Studying Japan: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s, Fieldwork and Methods, Baden-Baden: Nomos, 2020
Theodore C. Bestor, Patricia G. Steinhoff, and Victoria Lyon Bestor eds., Doing Fieldwork i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標題中的這個問題至少可以分拆成兩半。其一，在日本研究的方法、路徑、技巧等方面，有沒有相應的指南、手冊和規範？其二，如果有，這些“寶典”又是否管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照方抓藥、按圖索骥？
近年來，國內關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著作陸續問世，李連江的《不發表 就出局》、項飙的《把自己作爲方法》、黃宗智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指南》、劉軍強的《寫作是門手藝》都是其中的代表。類似的方法論譯著更是爲數衆多。在美國研究等區域和國別研究中，也不乏相關的方法論編著和譯著。那麽，在日本研究中，是否存在類似的作品可供指點迷津？
在《美國的日本研究史：基礎資料與文獻彙編》一文中，我們曾對相關文獻做了初步的梳理，主要涉及研究綜述、調查報告、圖書名錄等資料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日本研究主要大學圖書館編著的不少文獻指南中，也往往包含對基礎研究方法的簡介。這些指南大多問世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甚至更早。令人唏噓或慶幸的是，僅僅二十多年之後，書中提到的相當一部分內容在今天讀來已有恍若隔世之感。在互聯網時代，隨著電腦技術日新月異，原先作爲研究基本功的圖書館卡片查找、輸入法切換等技巧現在已基本不再適用。當然，這些資料查找的工具性書籍也在更新換代，不乏最新的作品。此外，在不少歐美大學的日本研究基礎課程中，研究規範也往往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此向年輕學子介紹日本研究，特別是赴日開展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目力所及，歐美學界關于日本研究方法論的著作中，有兩本最具知名度和影響力：一是西奧多·貝斯特（Theodore C. Bester）等三位學者主編的《在日本做田野》（Doing Fieldwork in Japan），二是諾拉·科特曼（Nora Kottmann）和科妮莉亞·瑞爾（Cornelia Reiher）主編的《研究日本：研究設計、田野調查和方法手冊》（Studying Japan: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s, Fieldwork and Methods）。以下分別評述，重點引介最新出版的後者。
《在日本做田野》
自2003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來，《在日本做田野》已成爲國際日本研究的一部經典，甚至是必讀書目。利用Google Ngram Viewer可以發現，近二十年來引征率一直居高不下。可惜的是，該書在國內卻鮮爲人知。全書共二十一位作者，在出版當時，大多爲國際日本研究界的中堅力量，時至今日仍有相當部分是活躍的現役學者。
數據來源：Google Ngram Viewer
全書共四百一十四頁。除了三位編者合寫的導論以及正文後附的“關于數字資源和田野的附錄”、術語表、參考文獻等內容之外，主體部分共二十章，分屬四個部分：“動身起步”（starting out）、“穿越官僚主義的迷航”（navigating bureaucratic mazes）、“提問：問卷、訪談和獲取”（asking: surveys, interviews, access）、“圈內人網絡中的圈外人”（outsiders in insiders’ networks）。與這些標題類似，各章的標題也頗具文學化和個性化色彩。全書作者的田野調查遍布日本四島和沖繩，見聞有殊、經曆各異，編者期待從中提煉出在日本開展研究的若幹“技巧、困惑、問題與出路”（第5頁）。如封面所示，書中還有穿插著二十余張各位作者在田野調查期間拍攝的照片，可謂“一圖勝千言”。
對于日本研究學者，特別是其中的中國學者而言，本書的意義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更寬泛意義上重新認識“田野調查”在日本研究中的作用和價值。一提及“田野調查”和“民族志”，不少人不由自主地將其與人類學劃上等號，在腦海中立馬浮現馬林諾夫斯基筆下的特羅布裏恩群島，或是當今世界的發展中地區。但事實上，“田野調查”的方法並不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禁脔，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都有廣泛應用，在國際日本研究的不少經典作品中更是表現出顯著的存在感。根據書後提供的個人簡介，二十一位作者中共有九位人類學者、四位政治學者、四位社會學者、兩位宗教學者，曆史學者和圖書資源管理者各一位。“田野調查”的普遍意義，從這些作者的學科分布就可見一斑。例如，曆史學研究通常被認爲主要與故紙檔案打交道，但作爲一名著名的日本曆史學家，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希望通過自身的經曆告訴大家，在做日本社會史的過程中，通過人際網絡獲取信息來源和口述材料同樣十分重要。
相較而言，田野調查、集中訪談等“在地”方法是中國的日本研究學者所不擅長的，或條件比較欠缺的。因此，西方學者在運用這些方法的前提下獲得的日本研究成果，無疑對中國自身的日本研究具有特殊的啓發意義。2009年以來，由高丙中主編的“走進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陸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些作者發出了“到海外去！”的呼籲，也爲中國社會科學中“海外民族志”的某種後發式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此外，麻國慶主編的“跨界與文化田野”書系中也出現了中國學者在日本所做的民族志研究（李晶：《稻作傳統與社會延續：日本宮城縣仙台秋保町馬場村的民族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這些嘗試和努力無疑與本書的主旨是高度吻合的。
第二，從方法論的角度“還原”名著，以“反向工程”的方式，做深入的案例解析。方法論的手冊和指南常常被比喻爲“菜譜”，諸如“鹽適量、糖少許”的建議往往被批評難以實操，如非反複實踐、自我摸索，光讀“菜譜”永遠都是紙上談兵。這恐怕也是事實。但動態的“菜譜”，就像大量美食節目一樣，既要明確告知煎炒蒸煮的諸多技術性要素，也每每需要生動呈現一道道佳肴的制作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類似本書的方法論指南好比導演見面會，又或是叫座大片的制作記錄和幕後花絮，使讀者仿佛置身片場或舞台的後台（君不見豆瓣、IMDB上不少制作紀錄片的評分甚至高于原片）。
對于本書中的不少作者而言，其成名作或代表作極大地得益于書中提到的那些田野經曆，而隨著學術世界的大浪淘沙，這些作品大多已成爲國際日本研究中的經典著作。其中，貝斯特的《鄰裏東京》（國雲丹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7年）、安德魯·戈登的《日本勞資關系的演變》（張銳、劉俊池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也已有了中文譯本。因此，讀者可以從本書中一窺佳作的來龍去脈、前身今世。通過作者對自身研究經曆的娓娓道來，拆解和揭示其中的機關和要害，讓讀者在對原著擊節叫好的同時，更知道“好在何處，好從何來”。正如編者所言，盡管本書並不是一本手把手傳授的“操作步驟說明書”（a step-by-step how-to manual），但確實爲如何在日本做研究提供了諸多洞見和建議（第1頁）。可以說，這種基于具體作品的言傳身教，往往比純粹介紹方法論的手冊更爲具象和形象，也更具啓發的實效。
值得一提的是，其實中國國內也有類似的著作。例如高柏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日本研究：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高級培訓班講習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中就對本人的兩部力作《日本經濟的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劉耳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和《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産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安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研究經驗作了很好的闡釋。兩者結合閱讀，也有類似的功效。
第三，作爲“學術史”和“日本社會研究”的意義。書中不乏大量趣聞逸事、笑談掌故乃至內幕密辛，頗具可讀性。這些作者現身說法，將其研究過程中的心路曆程與喜怒哀樂和盤托出。這其中既有機緣巧合、無心插柳（serendipity）的意外之喜，也不乏無奈、沮喪、痛苦甚至危險。作爲一部相當個人化的合集，書中並不回避作者的抱怨和吐槽。例如，現任哈佛大學賴肖爾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的瑪麗·布林頓（Mary C. Brinton）就批評日本“事實宏富，數據欠奉”（Fact-Rich, Data-Poor），既是社會學家的“地獄”也是“天堂”。
無論是其“心得”“訣竅”，還是走過的“彎路”，這些學者的經驗都給後來的研究者以教益。各章的描述，既有對原著的高度濃縮和提煉，也透露出不少原著中不便言說或語焉不詳的點滴。這些經曆片段可視爲作者本人學術曆程的“口述史”，而不同案例的重疊和累積又進而形成了某種國際日本研究的“學術史”或“學科史”。同時，由于不少作者深入日本社會的肌理，展現了諸多不爲衆人所知的側面，無論是官僚機構、外籍勞工團體、非政府組織、媒體，還是更爲隱秘的赤軍、新興宗教、監獄、黑幫等，都是如此。對這些“非常規”的研究主題而言，僅僅依靠檔案、數據等既有文獻，或純粹的理論推導和概念辨析往往難以完成。這突出了田野調查的優勢和獨到之處，也使本書超越了純粹“方法論”的意義，兼具日本社會曆史研究的性質。
《研究日本：研究設計、田野調查和方法手冊》
《研究日本：研究設計、田野調查和方法手冊》一書問世尚不足半年，2020年12月剛剛由德國知名的Nomos出版社編輯出版。兩位主編中，諾拉·科特曼是位于東京的“德國日本研究所”（DIJ）的資深研究員，科妮莉亞·瑞爾則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日本研究教授。
該書出版後被廣泛宣傳爲“在對日本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第一部關于定性方法、研究設計和田野調查的綜合指南”。“德國日本研究所”也自信滿滿地將其稱爲“日本研究方法論的第一部綜合基礎指南”。
全書共五百零一頁，分爲十七個章節。每個章節，首先由平均近十頁的“主章”作深入的主題講解，後附三篇具體的案例介紹和補充闡釋，每篇篇幅不長，大致在三至五頁。因此，全書事實上共有六十八篇各自獨立的文章，又彼此引用提示、前後呼應。每一章之後還附有詳細的延伸閱讀和參考文獻目錄。與《在日本做田野》所有章節均是單一作者單獨完成不同，本書的相當一部分篇章有兩位以上的作者合寫，部分作者貢獻了不止一個篇章，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本書所力圖彰顯的“跨國學術合作”和“國際學術共同體”的意義。
全書內容極爲豐富，雖篇幅宏大，但絲毫不顯得淩亂和臃腫。不揣冒昧，試將各章的標題移譯如下，其核心內容也可一目了然：
第1章如何開始研究：日本研究的多樣性（Roger Goodman）
第2章如何提問：研究問題（Gabriele Vogt）
第3章如何組織研究：研究設計（Kaori Okano）
第4章如何確認相關的學術爭論：文獻綜述（Urs Matthias Zachmann）
第5章如何收集數據：定性社會科學簡介（Akiko Yoshida）
第6章如何做田野調查：在日本內外研究日本（Levi McLaughlin）
第7章如何對人訪談：定性訪談（Nora Kottmann and Cornelia Reiher）
第8章如何觀察他人和環境：參與式觀察（Christian Tagsold and Katrin Ullmann）
第9章如何獲取書面和虛擬資料：檔案館、圖書館與數據庫（Theresia Berenike Peucker, Katja Schmidtpott and Cosima Wagner）
第10章如何整合不同方法：混合方法設計（Carola Hommerich and Nora Kottmann）
第11章如何分析數據：對定性社會科學研究中數據分析方法的簡介（David Chiavacci）
第12章如何了解數據的意義：編碼與理論化（Caitlin Meagher）
第13章如何使文本系統化：定性的內容分析與框架分析（Celeste L. Arrington）
第14章如何理解話語：定性話語分析（Andreas Eder-Ramsauer and Cornelia Reiher）
第15章如何收尾：在壓力重重的世界中寫作（Chris McMorran）
第16章如何開展可靠和公正的研究：好的研究實踐（Cornelia Reiher and Cosima Wagner）
第17章如何呈現結果：發言與出版（James Farrer and Gracia Liu-Farrer）
從目錄可以看出，全書的重點在于定性社會科學方法，主要的目標讀者則是日本研究的博士生和年輕學者。在前言中，該書的項目組織方坦言，無意將其變成一部“日本研究的聖經”，但希望能夠成爲日本研究的“烹饪指南”（第13頁）。從我個人的閱讀體驗來看，可以說這一目標已完美實現。
除了結構完整、議題全面、闡釋清晰、資料翔實等特色之外，該書具有以下三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開放和多元的學術視角。全書共七十四位作者，蔚爲壯觀。這其中既有謝爾頓·加龍（Sheldon Garon）、羅傑·古德曼（Roger Goodman）、喬伊·亨德瑞（Joy Hendry）、羅伯特·帕克南（Robert J. Pekkanen）、薩蒂娅·帕克南（Saadia M. Pekkanen）、南希·羅森伯格（Nancy Rosenberger）、理查德·薩缪爾斯（Richard J. Samuels）等資深學者，也不乏後起之秀，甚至包括數位在讀博士、博士後研究人員。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年輕學者剛剛步入學術生涯的正軌，出版了本人的首部著作或完成了第一個重大項目，因此其建言尤爲懇切，經驗也更具時效。由于不同世代的並列，書中推介的各種研究方法呈現頗爲多樣化的特點。例如，同樣是分享記筆記的經驗之談，年輕學者多力薦EndNote、Citavi、Zotero等軟件以及雲端等存儲方式，而資深學者則強調“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傳統的筆記本和便箋簿仍是得心應手的不二法寶。
本書的兩位主編、前期准備團隊、主要資金來源和出版方均來自德國，因此書中體現的傳統“歐洲大陸”的日本研究風格自不待言。但從作者群的出身來看，既有歐美學者，也不乏相澤真一、今井順、木下江美、中野幸江、岡野かおり、清水薫、竹山明子、渡邊大輔、山口富子等日籍或日裔學者，以及劉雙（Gracia Liu-Farrer）等華人學者。這些學者所在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不僅包括美國、德國、英國等傳統日本研究的“西方大國”，還包括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盡管美國學界的影響力仍毋庸諱言，但這本合集絕不是一本“美國的日本研究手冊”，而在相當意義上體現出“國際日本研究手冊”的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作者中，包括兩位主編在內，女性學者逾四十人，遠超一半。這既與國際日本研究中女性學者比例較高的現狀相符，也進一步凸顯了不同性別的學者在日本研究中的差異化視角和體驗。因此，盡管本書並無意強化女性主義的理論取向，但在書中能充分感受到女性學者對日本研究的重大貢獻和特殊思考。
第二，偏重定性研究，強調混合方法多管齊下。作爲區域和國別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否認的是，日本研究即便在美國也未必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強調定量研究。但在日本研究中，相比其他國家的學者，美國學者更爲重視定量研究方法或許也是不爭的事實。部分由于上述第一點的特點，本書從始至終都以定性研究爲重點，在此基礎上強調“三角互證”等混合方法和“多方法研究”（MMR）路徑，並簡要涉及若幹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巧。
具體而言，全書的主線或曰共性的問題意識在于以下四點：其一，對日研究（research on Japan）和在日研究（research in Japan）分別具有怎樣的特殊性？其二，跨國牽連（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s）如何改變了日本研究？其三，技術創新如何促進了日本研究，又帶來了哪些挑戰？其四，日本研究中的倫理影響何在？（第19頁）。從這些問題意識出發，各章中提示最多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調查、定性訪談、觀察式研究和文獻研究，這些方法也構成了本書的焦點（第132頁）。考慮到中國日本研究的傳統和優勢，本書的這一取徑或許更符合中國學者的研究風格，既能在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提供一定的新鮮感或差異性，又不至于形成雞同鴨講、難以對話的窘境。
第三，在突出學科研究“普遍性”的同時，不忘日本研究的“特殊性”。無論是各章正文的闡釋，還是延伸閱讀和參考文獻書目的挑選，本書都注重首先在社會科學和區域研究的整體背景下展開介紹，在此基礎上，充分考慮日本研究所蘊含的特殊之處。
書中的絕大部分學者都在歐美接受日本研究的學術訓練，但同時又熟悉日本社會，不少作者還是在日本的研究機構和大學工作的外籍學者。因此，與在整體上介紹區域研究或各個具體學科的研究手冊不同，本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從國際日本研究的視角出發，對日本這一研究對象的特性做了恰如其分的評估。書中的不少建議、提醒乃至警告，相信會使具有類似經驗的學者感同身受、會心一笑，也對新一代的日本研究學者提供了有益的啓示。例如，如何在日本或日文的語境下處理嚴肅學術寫作與通俗流行寫作的關系；如何應對日本人對外國人田野調查和訪談的特殊期待和反應；如何充分重視並積極營造在日的人際關系網絡；如何更加高效地利用日本特有的社會學科調查和民調數據等等，都頗具價值。
編者曾一度擔心，本書作者中研究食物、家庭、性別的學者或許過多，使相關主題變爲略爲“小衆”，使其經驗之談的“普遍意義”打一些折扣。但從閱讀效果來看，這些通常未必居于日本研究“主流”的議題和學者，恰恰通過對其“利基”研究的闡釋另辟蹊徑、以小見大，體現了觸類旁通、殊途同歸的意義，也爲日本研究的多樣性乃至趣味性增添了不少風味。略爲遺憾的是，本書的作者大部分隸屬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來自曆史學、經濟學、法學、國際關系等學科的學者較少，學科的全面性和綜合性或許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在日本學界，近年來也出版了若幹關于日本研究的方法論簡介（如野本京子、坂本惠、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編集『日本をたどりなおす29の方法：國際日本研究入門』、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出版會、2016年；ガイタニディス・ヤニス、小林聡子、吉野文編集『クリティカル日本學――協働學習を通して「日本」のステレオタイプを學びほぐす』、東京：明石書店、2020年），但限于篇幅和深度，大多只對日本研究中的主要學科或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日本問題”做了初步的羅列，基本仍停留在“教養教材”和“基礎入門”的層次。
與之相比，本文介紹的這兩部英文合著，無論是學術價值和國際影響力都遠超其上，也讓人讀起來興致盎然。且兩書不無互補，如果說前者相對演繹和感性，聚焦“在日本做研究”，則後者更趨歸納和理性，俯瞰“做日本的研究”。如能有幸全文移譯在國內出版，相信會對中國的日本研究大有裨益。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