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文革」期間曾叱吒風雲，獨領風騷，是不可一世的學生「領袖」。他們的名字，對於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來說，也是耳熟能詳。當他們為過去的行為付出了慘痛代價後，如今，又身在何處？
資料圖：五大紅衛兵領袖
亂世狂女聶元梓
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她先是當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繼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和群眾時，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聶元梓和軍師們策劃搶了三個「頭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聶元梓的授意下，他們寫報告給康生，誣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為叛徒。這些老同志相繼被捕入獄。其中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誣陷朱德委員長.聶元梓召集手下幹將，炮製了《歷史的偽造者、反黨野心家——再評〈朱德將軍傳〉》等三篇反動文章，刊登在《新北大報》上，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第三是貼出全國第一張公開炮打鄧小平總書記的大字報，誣陷鄧小平同志是「全國第二號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其同時，聶還加緊了對鄧小平子女的迫害。鄧朴方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申辯的權利，開除黨籍，刑訊逼供。鄧朴方採取了當時惟一可行的方式來表示他的憤慨和不平。他從樓上縱身一跳……
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不久的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她往北京寫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1975年轉到北大儀器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鋃鐺入獄。
聶元梓的個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歲時同第一個丈夫離異，主要是迫於政治上的壓力，1966年同第二個丈夫結合，又是淡而無味的婚姻。「文革」時，她違心地領著紅衛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後，丈夫前妻的兒子找到北大來論理，她還躲著不敢見，並暗地裡指使紅衛兵：「他們不是好人，轟出去。」從此，她和第二個丈夫脫離了關係。聶元梓在73歲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地派「女傑」譚厚蘭
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大學的造反派曾分為「天派」、「地派」，譚厚蘭與王大賓結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餘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譚厚蘭
1968年7月28日凌晨，譚厚蘭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拋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這年，她才45歲，沒有結婚。
幾度風雨王大賓
1966年大學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到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中，拉起一支龐大的隊伍，並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地派頭目」。1968年毛主席關於紅衛兵小將要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指示發表後，這位已任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的王大賓，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
王大賓
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又回到了成都探礦機械廠搞釺具，每月工資69元。
1973年，王大賓在接受審查期間患了嚴重的胃病。當時他的女朋友聞訊從成都趕到武漢，為他熬藥送飯。他們於同年底結婚。第二年，添了個女兒。1983年，王大賓的妻子調回原籍深圳，王大賓卻因故調不去，雙方協議離婚。1987年夏季，有人給他介紹了都江堰市婦幼保健站的醫生劉素芬。初次見面那天，王大賓首先送上一份別致的「禮物」——自己被關押受審的材料。劉素芬比王大賓小8歲，是共產黨員。一年後，他們在劉素芬的單位宿舍結婚。
王大賓後來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的公司生產的拳頭產品已出口中國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天派「領袖」韓愛晶
「文革」開始後，韓愛晶在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中，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
韓愛晶 右1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里，韓愛晶寫了自己歷史上最骯髒的一筆。這個小型「審斗會」審斗的是功勳卓著的老帥彭德懷。當時彭總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線副總指揮。韓愛晶非法強行揪回彭老總，聲稱「審斗會」要「刺刀見紅」。會前，北京衛戍區的同志奉命向韓愛晶宣布了周總理「不准打、不准搞噴氣式、不准掛牌子、不准游斗、不准開萬人以上鬥爭大會」的五項指示，韓愛晶卻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過時」，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他們逼迫彭老總在他們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並寫「認罪書」，剛直不阿的彭老總據理駁斥、拒絕簽字。韓愛晶惱羞成怒，先後7次將彭老總打倒在地。使彭老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不顧彭老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老總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游斗，並再次毒打彭老總，連陪斗的張聞天同志頭部也被打成血腫。
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授意下，韓愛晶率人誣陷和企圖打倒徐向前，綁架、迫害張平化、葉飛、徐海東等人……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6月，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華提出要趕走工作組。結果，清華大學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了多次反蒯鬥爭，蒯大富被開除團籍。7月18日，形勢急轉，毛澤東指示：「不要工作組，要革命師生自己來搞。」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來蒯大富參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文革積極分子」大會。很快，蒯大富成為清華井岡山的頭目，人稱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組織井岡山兵團乾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智擒王光美」。他們詐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在路上被汽車壓斷了腿，需要截肢，把劉少奇和王光美騙到醫院，然後將王光美綁架到清華大學。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華大學召開了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彭真等人也被押來陪斗。從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領導下，清華大學武鬥一直沒有停息，這就是著名的「清華百日大武鬥」。武鬥中死傷多人。
7月27日，工宣隊進入清華，宣傳制止武鬥。蒯大富決定以武力抵抗，不讓工人進校。造反派手持長矛、槍枝、手榴彈，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隊襲擊，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傷。毛澤東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見五大學生「領袖」，點了蒯大富的名。會後，五大學生「領袖」回到學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了一名電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1992年，他和妻子來到了山東省蓬萊市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蒯大富被任命為總公司總工程師。
親歷者自述:我在文革中遇到的可怕荒唐事文革札記：一件可怕的荒唐事
那是1968年的上半年，文革這把火已經燒了快兩年了，北京中學校園裡的「革命」早已落潮，大字報、大批判、激烈的派仗，漸行漸遠，再也提不起大家的興趣了。「複課鬧革命」雷聲大，雨點小，最終流產。平日校園裡，除了開飯的時間，幾乎見不到有人在走動。很多同學根本不來學校，有些人一年半載也見不到一面。那時住校的同學不多，小貓三兩隻，學校開始恢復昔日的寧靜。不同的是，失去讀書聲的校園，給人更多的是一種落寂與荒涼的感覺。
說起來，年輕人總是耐不住寂寞，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年紀，雖說無所事事，整日也閒不住。那時，我與朋友鄭君「盤踞」在校園偏僻的角落，昔日的理髮室成了我們的窩居，在裡面當起逍遙派，夜伏晝出，無拘無束，很是愜意。自打文革開始，理髮師傅早已去向無蹤，住在那裡最大的好處是安靜，室內有水有電，洗漱煮食十分方便。
那些日子裡，閒了，我們或是閉門讀書，或是外出遊玩，無線電、半導體也算是另類的「路線鬥爭」;餓了，或是去食堂打飯，或是用電爐煮麵條稀飯;饞了，兩人湊點零錢去小飯館搓一頓。通常是在周末回趟家，與父母打個照面，順便帶回一些米麵油鹽。那時，在大學工作的父母也身處文革的激流之中，誠惶誠恐地度日，根本顧不上子女。作為沒有書讀的中學生，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算是十年動亂里最值得懷念的一段生活了。記得有一天，是軍宣隊還是當時管理學校的什麼人跑來叫我去辦公室，說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核實。來人一臉嚴肅，似乎真有大事要發生。我不敢怠慢，一路小跑，緊隨而去。
辦公室里，有幾個人坐在那裡低聲交談，神情肅穆，看裝束打扮就知道是外地來京的外調人員。文革時期，流行外調，全國各地，屁大點事就會派人出去調查，反正坐火車不要錢，順便遊山玩水，到處逛逛，公私兼顧，何樂不為?
「你是高二×班的同學?」我還沒有落座，已經有人開始發問了。
「聽說去年你去過江西?」
「去年我們學校去過江西的人多了，還有兩位同學慘死在南昌城外的亂槍之下。有什麼事嗎?」我頗有些警惕地反問。
「這我們知道。你與廖×林是同班同學嗎?」
「沒錯，去年4月，我正是與廖一起從北京出發去的江西。」我暗自琢磨，找我到底是為什麼事呢?
「能不能請你給我們講述一下你們去江西的具體情況?」聽對方口氣比較委婉，我心裡踏實了許多。 那時的外調五花八門：追查歷史的，核實現行的，有的沒的，七大姑八大姨，老死不相往來的，都要給你查個人仰馬翻。外調人員也是魚龍混雜，看菜下飯，嘴臉不同：對行政級別高又沒有「被打倒」的，他們小心翼翼，笑臉相陪，唯恐得罪;對黑五類，走資派，他們居高臨下，聲色俱厲，顯盡威風。
從他們的表現，你可以判斷出自己的處境。必須說明的是，在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裡，人性很難得，最不缺乏就是打手與惡棍。有時，這些傢伙往往比主子更加可惡，更加難纏。所以，那時不管什麼人，面對外調人員時總是要加倍提防，避免給自己或是親朋好友招惹麻煩。
既然人家客氣，咱也主動配合。況且時隔一年，記憶很清晰，我便從出發開始講起：
1967年4月，文革進入最為詭譎的時期，全國各地革委會相繼成立，各派大聯合卻又大打出手。開始棍棒石塊，繼而真刀真槍，你攻我防，熱鬧非凡。天子腳下的北京也不太平，大學在打，中學在斗。武鬥死人的消息此起彼伏，早已不再是新聞。同班同學廖×林為人一向低調，很少關心和參與學校里的文革運動，經常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聽說江西兩派劍拔弩張，形勢危急，也想順便去革命聖地井岡山看看、逛逛。或許認為時局動盪，出遠門有個伴兒好些，於是他便找到了我。兩個血氣方剛的毛頭小伙，一拍即合，說走就走。
我們從北京站乘南下的火車，經鄭州、武漢，在株洲換車，4月下旬到了南昌。那時的南昌氣氛相當緊張，一派退守，一派圍城，揚言「農村包圍城市」，即將「血洗南昌」。城裡大部分商店已經關門閉戶，街道上行人稀少，不時有各類武裝人員乘卡車或是列隊通過，帶有高音喇叭的廣播車來回穿梭，呼籲人們「誓死保衛南昌」，隨時準備抗擊「來犯之敵」。夜晚，城裡城外不時傳來陣陣槍聲，在夜空中久久迴蕩，令人毛骨悚然。似乎大戰在即，處處風聲鶴淚。我倆剛到，人生地不熟，經常在空蕩的大街上閒逛，也曾到南昌起義紀念館裡尋找槍枝。怎知，晚來一步，能用的早被人搶光了，只好將出土的，已經拉不開栓的殘破手槍，包上塊紅綢布，別在腰裡給自己壯膽。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很搞笑。
沒過幾天，我在江西醫學院遇到了北京商學院的老張，他當時是南昌城裡的風雲人物。他介紹我到南昌鐵路局造反派組織辦的《鐵道風雷報》里當攝影記者。據說是要拍下一些武鬥場面與傷亡人員的照片，上交中央領導，反映江西文革的危機狀況。
滿懷革命壯志的我，十分敬業地接受了這份極具挑戰性的任務，廢寢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同行的廖君不以為然，他依舊堅持要去吉安，上井岡山，我倆就此分道揚鑣。隨後幾天，聽說他在吉安遇險，被對立派抓捕。那時的小道消息五花八門滿天飛，真假難辨，聽說也就聽說，根本無法核實，加上那陣子我確實很忙，整天挎著相機，開著吉普車到處跑，沒時間細想，也就沒往心裡去。
「這就對了!」我說到這裡，有人插話。
「廖×林同學在吉安生米鎮被捕後遇害。前一陣，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經群眾舉報，兇手落網。殘害他的兇手已經供認不諱，講述作案經過，指認作案現場，我們這次來北京就是要落實這件命案。」
我聽了大吃一驚，幾乎同時喊了起來。
「不可能!你們一定是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