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華語教學程度設得不高，學習不多，基礎不實，到了社會上之後，再去強調“華文華語，多用就可以”，恐怕只是治標而已。
日前，講華語運動推介會錯用“聽說‘渎’寫”一事，鬧得沸沸揚揚。抨擊者有之，嘲笑者有之，心痛者有之，坦言“多少年沒碰華文了，你不說，我還真沒看出是別字”者，亦有之。筆者倒是欣賞後者的坦誠和直率。
究竟因何出此纰漏，想必各種因素有之。就像許多意外空難，起因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小至一顆螺絲帽，但是，在“墨菲定律”下，偏偏就是讓一根稻草壓死一頭駱駝——尤其如果這頭駱駝看似健壯，實際羸弱多病。
“聽說‘渎’寫”，責任固然在主辦者，折射的卻是宏觀的母語境況問題。母語在我國的境況，或許堪比一頭外強中幹的駱駝。筆者曾從事新聞公關和翻譯工作多年，從業內人士口中獲悉，不僅華文境況如此，馬來文、淡米爾文的境況也不甚樂觀。
1979年公布的《吳慶瑞報告書》提出雙語教育政策，同年，政府推出“講華語運動”，都是新加坡華人語言史上的重大事件。
《吳慶瑞報告書》提出了以英文爲主，母語爲輔，雙語教育調整比重的政策。經此定調之後，英文成爲了我國所有學生的第一語文。隨著華校收生人數逐年減少，最後一所華校于1986年底關閉。從此，除了少數特選課程的學生之外，絕大部分學生都不再以第一語文的要求選讀華文。
《吳慶瑞報告書》指出：“我們現在（1959年到1978年）的教育制度非常不合規律，絕大多數的學校是用英語和華語兩種語言教導學生，而85%的學生在家裏說的卻是方言。”學生到學校上課花70%的時間學英語，30%的時間學華語，回到家卻全部時間和家長、兄弟姐妹、朋友和鄰居用方言交談。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一書中總結說，在這種情況下，華語是沒有辦法學習好的，于是，必須以華語代替方言，成爲華族國人的共同母語。
講華語運動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推出的。早期講華語運動的預期目標有兩個：
一、在五年內，所有新加坡華族年輕人、中小學生和大學生及剛離開學校的畢業生，都放棄方言，以華語爲華族的共同語；
二、在十年內，在咖啡店、小販中心、商店、戲院等公共場合推廣華語。
2010年，我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9歲以下華人在家裏說方言的比例下降到1.5%以下。這個年齡層出生于講華語運動開展之後。講華語運動成效顯著。
教育部2009年公布的一項統計調查也指出同樣的趨勢。在1980年，大于60%的小學一年級華族學生在家主要使用方言，大于20%使用華語，使用英語的大約是10%。到了2009年，講英語的比率升到60%，講華語的爲40%，講方言的可以忽略不計。現在又過了近十年，相信講英語的華族家庭比率還會增加。
相對于1979年之前，目前幾乎是人人都懂華語，但是大多數人所掌握的華語水平都相對低落。盡管華文在當前各年級會考中都是成績最佳的科目之一，我國年輕國民的華文水平一代不如一代，卻是不爭的事實。
從華文教材的選材和編寫上，可以很明顯看出這四五十年來華文教育水平的普遍下滑。例如1972年林徐典主編的第一語文教科書《華文》，中國古代文學在課文中占了不小的比重，而且主要是文言文。即便是第二語文課本，如1969年李德榮主編《華文》，取材有《三國演義》《將進酒》《念奴嬌·赤壁懷古》《愛蓮說》等，大部分篇章是文言文，一部分是白話文翻譯。
反觀今日之華文教學，程度之“平易近人”，令人驚詫。且以“高級華文”（三下）課本爲例，只有兩則成語故事“邯鄲學步”和“鹬蚌相爭”，而且是帶有彩色插圖和注有漢語拼音的白話文。在A水准華文課方面，H2“華文與文學”有六篇文言文課文，H1華文課本則沒有文言文。
相比之下，孰難孰易，毋庸爭辯。
如果華語教學程度設得不高，學習不多，基礎不實，到了社會上之後，再去強調“華文華語，多用就可以”，恐怕只是治標而已——即便大家願意“多用”，即便有通商中國，有李光耀雙語基金，有《何品報告書》主張之“樂學善用”，有雙文化課程，有講華語運動等種種機構和手段來推動華文的使用，就好比買了一堆高級廚具餐具，也請來了一批高貴賓客，但是做菜材料不足，廚藝也不精，那又如何能做出一席好菜來宴客？
我有個鄰居，夫婦倆華語都講得不錯，偏偏兩個稚齡孩子華語說得像外語。這樣的華族家庭並不少見。
自1991年起，講華語運動開始將集中力轉向受英語教育的華族國人，鼓勵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多用、多接觸華文華語，通過亦娛樂亦學習的形式感受華語的博大精深，樂在其中。這是從改變人們的態度著手。然而，在當前的情勢下，少講或不講華語恐怕不只是態度問題，更大程度上或許是能力問題了。
能力問題，就不是講華語運動所能解決的。
（許振義博士，南洋國際商學院院長兼隆道研究院總裁，原載于2017年7月16日《聯合早報》言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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