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約40年前，曾有不少越南人沖破封鎖線，投奔怒海成爲難民。當時的規模大到~在蕞爾小島新加坡，都有越南集中營！
▲（越南湄公河上的遊船，三十多年前承載百萬難民，將生命托付給海洋。2011）
我在國防科技局和海軍工程署的戰艦生涯中，跟曾經參與難民救援工作的海軍人員共事過，也曾經爲參與難民救援行動的戰艦導彈炮艇（Missile Gunboat）的維修政策、作戰能力提升等努力過，這六艘在1975年投入服務的導彈炮艇已經在2008年5月13日的黃昏號角聲中完成使命。
▲（1975年在布拉尼島（Pulau Brani）海軍基地投入服務的導彈炮艇（Missile Gunboat）。NAS 1975）
天下無不散之宴席，我也在導彈炮艇退役三年後告別了奉獻了人生最珍貴、最充滿魄力的21個寒暑，可以高歌《愛艦愛島愛海洋》的生涯。回顧這段日子，遲遲不能忘懷的，除了2003年1月3日巡邏艦（Patrol Vessel）英勇號（RSS Courageous）跟商船相撞事件中軍艦卷縮成一堆廢鐵，四名正處于青春年華的女海軍的家屬號啕大哭的的慘痛一幕外，就是那些老海員回憶起用來福槍對准著已經在海上漂流多時，一臉茫然的船民，以及衣衫褴褛的婦女和小孩那種心痛的感覺，隱約中眼眸還閃爍著些許淚光。
1975年北越攻占西貢，結束了二戰後長達30年的南北越戰爭，第一批越南難民爲了逃避共産黨統治，選擇投奔怒海，到外國找尋綠洲。21年後（1996年），新加坡送走最後一批99名越南船民，設在新加坡北部三巴旺（Sembawang, Hawkins Road）的難民營隨後關閉，象征一個時代的終結。
▲（在Hawkins Road 難民營上課。Photo credit：Meredith J Kennedy）
1975年5月2日，新加坡武裝部隊啓動代號雷暴行動（Operation Thunderstorm）的緊急機制，由已經往生的開國元老吳慶瑞博士領導，前副總理黃根成先生輔助，當時黃根成是海軍人事部署長（Head, Naval Personnel Department）。這是在八年前（1967年）正式成立的新加坡武裝部隊的第一項重要考驗。六艘導彈炮艇之一的 RSS Sea Tiger（海虎）是第一艘被委派執行任務的軍艦。 到了1979年，中國向越南開戰後，越南政府強迫國內的華人去做苦工，加速他們離開越南的步伐。華人主要居住在前南越，所謂苛政猛于虎，投奔怒海成爲他們擺脫苛政的選擇。
面對著一波緊接一波的難民潮，首當其沖的是鄰近的香港、泰國和菲律賓，接著下來是其他幾個順著季候風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計，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萬至200萬之間，其中約20萬至40萬船民不是被海盜殺害就是葬身怒海。
收留難民的主要國家包括美國（823,000）、加拿大（137,000）、澳洲（137,000）、法國（96,000）、德國（40,000）、英國（19,000）、日本（11,000）等地。香港共收留了20萬名難民，後來有14萬人獲得他國收容，6萬多人被遣返。
▲（導彈炮艇阻截難民船。圖片來源：國防部網站）
▲（導彈炮艇阻截難民船。圖片來源：國防部網站）
1975年至1979年間，約五千名船民乘著漁船和只適合在沿海活動的木舢板，在不見陸地的南中國海上被路過的商船救起，送到新加坡。聖約翰島（St John’s Island）是第一個安置難民的地方，1978年才將Hawkins Road 的前英軍營地改建爲難民營，等待其他國家收容他們。請注意，五千名船民是被商船救起的人數，路經此地的人數遠超過此數目。
▲（在聖約翰島（St John’s Island）上的部分船民。NAS 14 May 1975）
根據海峽時報的報道（1975年6月12日），新加坡海軍在5月2日接到第一艘難民船的求救信號，這艘叫做張庭海（Truong Hai） 的漁船載著300名船民。在十天內，共有8,355名船民抵達新加坡，他們的目的地是蘇比克灣（Subic Bay）、 關島（Guam）和澳洲。據知有一些船只選擇回去越南。
根據海峽時報較早前的報道（1975年5月7日），第一波32艘難民船停泊在勿洛碼頭外，船中多數是中産階級人士。這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其他非凡時期一樣，有錢跑路的多數會爭取第一時間離開，接下來才會輪到其他人。至于一無所有，沒錢逃命，被冠爲“草根”的平民只好滯留下來。
難民在收容國安頓下來，多年以後回顧這段在新加坡的經曆，還是念念不忘。有些人在幾個國家的難民營逗留過，認爲新加坡是最人道的，有些帶著聯合國難民署（UNHCR）所發的臨時證件，到附近商店購買日常用品，商家都對他們十分友善，在那個渴望親情的一刻，新加坡人的一個微笑就是一份關懷，一份感動。有些當年的難民在外國居住多年後，最終選擇落葉歸根，回到越南。
▲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簽發的身份認證
在那幾年間，每個月有數百艘難民船路過新加坡，船上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有些已經奄奄一息，有些可能是逃跑的軍人，還隨身帶著槍械和手榴彈，他們都處于絕望邊緣。有些船民故意放火燒船，嘗試強迫新加坡搶救他們，讓他們留在新加坡。根據新加坡政府的說法，新加坡海軍所能做的是解除船民的武裝，供應食水、糧食和柴油，修理船只和引擎，甚至教導船民駕船的技術，讓他們能夠繼續航行，祝福他們能夠找到願意收留他們的國家。
▲（新加坡武裝部隊在難民船上繳獲的槍械。NAS 9 May 1975）
▲（難民離開前，新加坡武裝部隊爲來自船上的97名孤兒搞了個歡送會。NAS 17 May 1975）
今天人們喜歡吹海風垂釣的勿洛碼頭（Bedok Jetty）曾經被改裝成臨時戰地醫院，爲難民提供醫療與健康檢查。物資供應上，新加坡在兩個星期間爲路過的難民提供了90噸白米、75,000罐沙丁魚、20,000罐煉奶和293噸食水。此外，新加坡武裝部隊每天平均給難民供應4000條面包。
▲（風采依舊的勿洛碼頭。2013）
船民中有些是大腹便便，隨時待産的孕婦。例如23歲的Mrs Tran Le Kien在 5月2日抵達新加坡，5月6日淩晨在大巴窯醫院生下女兒。7月10日，另一位孕婦Mrs Pham Van Minh在竹腳醫院生下女兒，她認爲這是飛去法國前，新加坡賜給她的最珍貴的禮物。
▲（Mrs Tran Le Kien和女兒）
▲（Mrs Pham Van Minh和女兒）
根據退休軍人Goh Lye Choon上校 的口述曆史，我們只知道發生在新加坡本島水域的事情，其實在距離樟宜40公裏外的白礁燈塔（Horsburg Lighthouse）是把守的第一關，新加坡武裝部隊還在白礁駐紮了最精良的突擊隊（Commando）和守衛隊（Guards ）。
在人道立場上，將難民送回公海是非常艱難的決定，尤其是必須跟他們面對面，但必須狠下心腸的武裝部隊人員。不過在當時，聯合國難民署還沒有一套機制，新加坡無法收容所有路過的難民，因爲一旦打開這扇大門，就會造成“慈悲疲勞”（compassion fatigue），其他成千上萬的難民將會蜂擁而至，短暫的逗留就會變成長期居留，好象香港所面對的情況一樣。
新加坡現任副總理張志賢先生在1978年是其中一艘導彈炮艇的艦長，他回憶那段經曆，表示有些船民對獲得這些人道供應品心存感激，將命運托付給下一程；有一些船民就不那麽友善，他們甚至對他咆哮：有一天你一定會有麻煩，到時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再見！
退休軍人 John Morrice上校是當時第二步兵旅（2 SIB）的指揮官，他回憶當時的局面，曾經因爲不接受難民登陸而前後三次被投擲炸彈，幸虧炸彈都掉進海裏。他認爲新加坡武裝部隊最值得自豪的是在面對這種類似小規模戰爭的場面下，軍人的槍杆還是沒有發過一顆子彈，只是堅守立場，做好該做的人道援助後，把難民送回公海。
跟我一起打太極的郭進保，當時是第四步兵營（4 SIR）的一名國民服役軍人，4 SIR就在勿洛碼頭附近。他說當時他們就這樣在軍艦上荷著槍對著難民。難民還分等級，有錢的坐甲板室，沒錢的擠船艙。那些女船民受不了小船在海上漂流的生活，一心想要上岸，她們甚至對阿兵哥苦苦哀求，說願意用她們的肉體來換取自由。
國家博物館的中文義務導覽員黎上增當時是一名陸軍軍官，他致函說：
“在國防部時做了很多 ‘dirty works’， 包括1975年接濟‘投奔怒海’的越南難民的事。當時訊息不清，我們只是接到緊急采購清單，需要一批日常必需品，24小時內送到勿洛碼頭。當時真是滿頭霧水，只好照辦，見清單上盡是女用衛生巾、奶粉、奶瓶、藥物等，我們也可以猜到它的用途了。
送貨到勿洛碼頭，只見我們的同事們滿頭大汗搭起帳篷，建立貨倉，然後送貨到海軍艦艇上由海軍兵哥們接收使用。當時是訊息封鎖的，我們也沒有得到什麽消息，故事都是事後聽來的。”
對于船民對東南亞和香港所造成的嚴重社會負擔，越南時任總理範文同（Pham Van Dong）在1978年訪問新加坡後，一拖就是十年，直至1988年才跟各國商討應對方針。
至于新加坡政府的做法，社會上有好些不同的看法。整體而言，以1970年代的眼光來衡量，新加坡在獨立十年後國內還面對著許多自身的住屋、教育、通貨膨脹等問題，這個汪洋中的小國已經竭盡所能，表現出它的大氣，是一段很值得引以爲豪的史迹。
前軍人Jo：
當時我在新加坡海軍服役，那些船民在抵達我們的海岸前已經被攔截，我們給他們食物和食水，然後將他們的小船拖到公海，讓大海決定他們的命運。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很不應當的，這些小船絕對不適合航行，多數會在海中翻覆，只有少數的幸運兒可以抵達澳洲。我們將他們推回公海，多少人會死去，沒有人知道。這就好像給他們判了死刑，只有微小的生存的機會。我們可以不可以更加人道些，給他們一個屋檐，直到另一個國家決定收容他們爲止？如果你是船上的一分子，你的生命似乎一無所值，你會有什麽感受？這段傷感的曆史不會出現在教科書上，也不會在公共場合提起。
前義工Alfie Cheah：
我前後跟約一千個難民家庭在樟宜第一機場合照說再見，他們乘機到美國、北歐、歐洲、澳洲、紐西蘭等地。這些人住在25 Hawkins Road難民營，我是其中一個義工，務必使到他們以微笑過著每一天，直到離開樟宜機場。 我不能忘記5歲至21歲的孩子和60多歲的老人家。他們走入候機室前說：“Alfie叔叔，我要去某某國家了，但是我的心永遠留在越南。”….我答應小孩子要幫他們建一個遊樂場，爲了籌款，我一路騎腳車到槟城，以爲籌得的兩百塊已經足夠了，結果什麽都買不成。後來加拿大大使館捐了兩萬元，我記得駐紮在三巴旺軍營的新加坡海軍動手建了那個遊樂場。…Hawkins Road難民營雖然沒有濫用權力的事件，但發生過性侵犯。…現在我還會回到樟宜第一機場，爲那些難民祈禱祝福。
Kaori Ishii：
我先到印尼Galang難民營，然後到新加坡，再從新加坡飛到美國。相比起來，新加坡是最人道的，2005年我還回到新加坡來看看。新加坡是個小地方，在當年要新加坡來應付難民問題是件很棘手的事。新加坡和它的人民對我們做過的事我們非常感激，我會在多年以後回到新加坡來走一趟就是這個原因。
Meredith Kennedy ：
我直接參與Hawkins Road的工作直到1981年6月。第一批入住的難民親手放火燒毀他們的船，這樣一來新加坡就無法將他們拖回公海了。他們逗留了將近一年。我和另外兩個美國人負責教導英文，後來我成爲難民營的教育總長。我覺得新加坡人都很熱心，他們送來課本、衣服和其他日用品。難民也可以到附近的商店買食物，受到醫療照顧。政府十分支持我們，考慮到這是個小國卻必須接濟這麽多的難民，有些時候多過150人，有一次一艘法國醫療船送了整千人進來。Hawkins Road的教育與培訓成爲德國、澳洲等國采用的模式。我認爲新加坡應該爲他們的海軍感到自豪，因爲他們不像周邊國家的軍人那樣，動用武力來對付手無寸鐵的難民。新加坡已經盡力接收它所能夠容納的難民直至他們被其他國家收容。直至今天我還跟許多前難民聯絡，他們對居住在Hawkins Road的日子除了好話之外沒有別的不滿。
Hoa Van Tran：
1980年6月10日至8月14日之間，我還是個住在Hawkins Road的小男孩，我對那個地方有美好的回憶。我記得在難民營旁邊有間醫院，有時候我也可以到附近的商店。我永遠記得當時有幾個印度人走過營地，還丟了一些美金進來，我撿起第一張美鈔時感到非常興奮。我非常感激新加坡人的熱情，尤其是那幾位新加坡的印度同胞。
Kimmy Le：
在1986年離開越南，在海上被救起，送到Hawkins Road難民營。她說在難民營內學語言是很享受的事，每天早上都學荷蘭語和英語，在抵達荷蘭時已經掌握好這些語言了。1996年，Kimmy Le 從加拿大回歸越南，開了Crazy Kim Bar，賺到的錢用來辦學校，免費教導在街頭流蕩的孩子學習英文。今天，當年的孩子已經長大，有些已經組織家庭，掀開了人生的另一頁篇章。
Sonny Le：
在湄公河三角洲成長，十六歲那年通過父親的安排，獨自跟其他303人一同乘船逃離越南，被越南巡邏艇追擊。經過一夜開足馬力的逃亡，第二天早上發現船體已經被擊穿，引擎也因爲過度操作而損壞了。在海上漂流六天後被由新加坡開往香港的油槽船 George F Getty II救起，當時已經有一個小孩和兩個大人死去。意大利船長決定調轉船頭回新加坡，兩天後抵達Hawkins Road 難民營。那是1980年5月20日。新加坡的夜景和海岸線原來那麽迷人，市容原來那麽整潔，還有那麽多華人，彼此還可以溝通。一年半後，Sonny Le飛抵三藩市，目前在一家非營利組織當教員。
作者簡介
李國樑，特許船舶工程師，學生時期起就愛文字創作，寫散文和短篇小說。成年後，有更多時間思考、挖掘史料與進行社會研究，並通過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義務中文導覽、博客等平台結交同好。博客名“從夜暮到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