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況報道
同濟醫院明年慶祝成立150周年並將出版《同濟醫院150周年論文集》，
相關編委成員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從醫院儲藏室發掘出塵封近30年的原始材料及檔案，
其中包括大約50件海峽殖民地時期地契，最早一份立約于1831年，
珍貴發現同時豐富了同濟醫院及新加坡史料。
爲了整理百年史，本地老牌慈善機構同濟醫院從儲藏室挖掘出存放近30年、幾乎被遺忘的幾箱原始文獻和史料。國家文物局研究人員爲這批舊文物列清單時，發現了大約50份源自海峽殖民地時期的舊地契，最早的年份可追溯到1831年，距離萊佛士開埠僅12年。
這50份罕見而珍貴的曆史文物，包括海峽殖民地時期的原地契（Grant）、土地契約（Lease）、土地轉讓契約（Indenture）、授地書（Statutory Land Grant）等。經過分類與歸納整理後，發現這50份地契是屬于同濟醫院戰前八個地段的13棟房地産（注：一個房地産可能留下好幾份與土地相關的契約，包括不同時期轉讓給不同業主的契約）。
地契記錄著這些房地産的前世今生，包括房地産在不同時期的業主和轉讓年份等，這些資料對了解同濟醫院的發展史都很有幫助，更是研究早期土地契約的珍貴文物。
上述地契屬于摩士街門牌33號、達士敦山門牌78號、橋南路門牌67號至77號、福建街上段（俗稱長泰街）門牌41號、勿基街門牌154號和142號、敬昭街門牌13號、戲院街（也稱哇燕街或華影街）門牌3號和7－8號等産業。
當中如摩士街、達士敦山和橋南路的房地産如今還在，但也有一些如福建街、勿基街和敬昭街的房地産，因受到城市發展的影響已遭拆除。部分房地産今天依然歸屬同濟名下，不過也有些建築雖然仍在但已不屬于同濟，例如目前已被列爲國家古迹的舊同濟醫院。
退休報人杜南發主編
同濟醫院150周年論文集
事情的緣起是同濟醫院明年將慶祝成立150周年，董事會准備出版同濟醫院150周年論文集，並在2015年初邀請資深退休報人杜南發擔任主編。
杜南發答應後網羅了一批學者和研究員著手尋找可供研究的原始材料，同濟醫院現任董事原以爲經過搬遷，同濟醫院已沒什麽原始文獻和檔案留存下來。
杜南發于是請本地學者梁秉賦發動學生搜集和掃描所有與同濟相關的舊報章史料，籌劃設立資料庫。
锲而不舍 吳慶輝找到塵封30年文獻
另一方面，最初以個人身份參與編史工作的國家文物局高級研究員吳慶輝（56歲）認爲，同濟應該還存有舊史料，于是向同濟圖書館負責人詢問是否見過“舊得泛黃、紙質易碎，或者像線裝書之類的舊書籍、舊賬簿等舊東西”，終獲知同濟儲藏室內“有幾箱許久沒人動過的舊東西”。
同濟醫院秘書長邱武烈說，“那幾箱舊東西”過去被搬來搬去，後來被擱置在儲藏室一角，大家都不曾打開來看。
當吳慶輝打開這些塵封已久的箱子時，發現裏面收藏著各式各樣的舊文物和舊檔案資料，俨然是同濟醫院的“文史寶藏”。
國家文物局後來派吳慶輝協助同濟醫院爲這批“重新亮相”的原始材料列清單，厘清內容。吳慶輝和助手花了一天時間，發現除了50份地契和地契業主列表（Schedule of Deeds）外，這批舊文物還包括昭南時期的保險單（屋業火險）、1930年會員大會記錄、1930年至1935年會議記錄、1930年至1945年的同濟同人來函、英文來信、1933年至1934年信函底稿、募捐來函、醫師函存、應征庶務、舊剪報，以及嘉賓題名錄等。
嘉賓題名錄中有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于1976年11月28日爲同濟醫院新大廈主持落成典禮時，以華文書寫自己的姓名；其他簽名還包括時任同濟醫院主席黃桂南、董事張泗川、張夢生等人。
“那幾箱舊東西”都是真迹原件
吳慶輝指出，同濟的這批文檔文獻，很多都是真迹原件，因此不單單是史料，還是保存完好的曆史文物。
同濟醫院曾于1987年慶祝120周年時，請當時的出版主任陳振亞網羅一批文史工作者研究同濟的曆史，還把研究成果出版成《曆史專集》。陳振亞在題爲《追尋史料、查證史實》的文章中，講述他當時翻查了束之高閣十多年的一捆捆舊文件。
陳振亞在完成那一輪研究後，這批舊文物又再次打包封箱，被擱置在同濟醫院儲藏室裏，而且一擱便是30年。
邱武烈說，同濟醫院這一輪研究工作完成後，將把整批文獻文物交給國家檔案館掃描存檔歸類，更好的整理和保存這批史料，也方便學者與公衆日後翻閱與研究同濟的曆史。
英總督1892年授地書保存完好
杜南發第一次翻閱這批舊檔案時，一眼便看到英國總督絲絲·金文泰·史密斯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簽發于1892年11月14日的授地書（Statutory Land Grant），對這份重要文件保存完好欣喜不已。
授地書說明有關地段位于當時的甘榜馬六甲，土地面積是8380平方英尺。地契上的四位信托人分別是顔永成（Gan Eng Seng）、梁炯堂（Leong Kheng Tong）、沈景胡（Sim Kheng Hoo）和饒子煥（Jew Chu Wan）。
蓋上海峽殖民地朱紅印的授地書，清楚說明同濟醫社是一個專門提供免費中醫問診與治療服務的慈善機構。授地書的右上角有總督的簽名。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被華社稱爲“金文泰”的總督，簽名時卻用了“史密斯”而非“金文泰”。
原來“史密斯”才是這位總督的姓氏。他在1878年來新擔任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峽殖民地總督，任期到1893年。這期間他擺平新加坡早期的私會黨，又在1889年設立女皇獎學金。牛車水的“史密斯街”和金融區的“絲絲街”（Cecil Street）就是爲了紀念他而以他的名字命名。
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後又派來一位名叫絲絲·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的總督（任期從1929年至1934年）。這位姓“金文泰”的總督，是“史密斯”的侄兒，金文泰鎮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紀念這一位金文泰總督。
授地書並非贈地書
過去一些報道，包括同濟醫院早期刊物在記述同濟醫院的曆史時，都把絲絲·金文泰·史密斯總督1892年頒布的授地令說成是總督贈地，其實這樣的說法不夠精准，與史實有出入。
根據同濟醫社董事在1892年呈給海峽殖民地總督的禀文（請願信），1884年就已經在單邊街31號爲貧病者施醫贈藥的同濟醫社到了1891年時，全年的求醫者已經達到3萬9196人，迫切需要擴建。
禀文說，同濟當時的領導層在1888年用籌募來的善款，在甘榜馬六甲的戲院街買下兩個地段，准備日後蓋新樓以應付病黎增加、需求擴大的未來發展。
這兩個地段分別是土地編碼1334號和749號。第一個地段是在1852年2月12日批的，每年得納稅4元；第二個地段則批于1878年4月1日。兩個地段都是99年限，換句話說，同濟建好新醫館後，所剩使用年限已不多。
同濟雖在1888年就買了地，卻因尚未籌到所需經費而沒馬上建新醫館，董事們在1892年上禀金文泰·史密斯總督，是因爲有“福潮善士，慨捐巨款，予以資助”，讓同濟能如願以償建新醫館。
決定花大錢蓋新醫館，但剩余土地年限太短卻不符合經濟效益，同濟董事會最終決定上禀三州府（新加坡、槟城和馬六甲）總督，希望英殖民地政府感念同濟是施診贈藥的慈善組織，批准擬建新醫館的那兩塊土地“改作永遠地契”，同時要求免稅，或納有名無實之稅。
金文泰·史密斯總督收到禀文後不久，便答應了同濟董事會的請求，但在授地書上注明，一旦同濟不再從事或無法有效執行慈善事業，又或者有關地段所建屋宇失修，相關地段就須歸還。
原本坐落戲院街（Wayang Street，已不複存在），建于1892年的同濟醫院是棟中國古典式四進宅院，紅磚綠瓦，雕梁畫棟，美輪美奂。這棟建築今天雖還在，但已不屬于同濟醫院。
同濟醫院遷址振瑞路
根據同濟醫院120周年《曆史專輯》，同濟醫院在上世紀60年代籌劃擴建設施時，本來打算在原址翻建10層樓大廈，但因與市區重建局的規劃相抵觸而不獲批准。
1967年，同濟醫院和市區重建局達成一項協議：同濟以每平方英尺20元的價格，把舊址賣給政府，政府則以每平方英尺10元的價格，把振瑞路的地段賣給同濟建新大廈。這意味著，以舊址面積換新址近兩倍面積，不過新址年限只有99年，舊址卻是得到英總督允諾，從99年地契改爲永久地契。
盡管當時的同濟醫院領導層竭力交涉，但法令不可違，只獲得當時的李光耀政府給予同濟一項特惠，注明土地契約在99年期滿時，如果同濟依然還在施診贈藥，就把土地年限再延長99年，加起來便是1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