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至1981年9月，“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展”在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5個博物館展出。1979年6月，中美工作人員在故宮武英殿進行展品點交。）
文物外交50年
本刊記者/鮑安琪
發于2021.7.19總第1004期《中國新聞周刊》
“習總書記最近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平視世界’。這我們太有感觸了！”文物外展專家、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原副主任楊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71年，尚處于封閉狀態的中國開始籌備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在此過程中成立了“出國文物展覽工作室”，即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的前身。從那時起，中國“文物外交”已走過了50年。
王立梅1972年進入故宮專爲接待外賓而成立的導引組，1978年進入國家文物局外事處，擔任外事辦公室主任多年，被同事戲稱爲“七朝元老”，近50年來閱盡了中國文物外事工作的風風雨雨。
王立梅說，搞文物展覽就好像在導演一場戲，首先要明確主題，再確定用哪些“文物演員”來說明主題。展覽要像一首交響樂，有序曲，有高潮，更要有讓人回味無窮的結尾。
70年代的出土文物展
文物外交緣起于1971年7月在故宮慈甯宮舉行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部分出土文物展覽”。展覽在基辛格秘密訪華前夕開幕，是周恩來打出的一張文物牌。
這年12月4日，當時的國務院圖博口負責人、後被任命爲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來到故宮武英殿，對出國展籌備組全體工作人員作動員。
他說，外賓看了在故宮舉行的出土文物展後反應很強烈。日本方面向周恩來總理提出，希望出土文物展覽去日本，周恩來沒有同意，說等反華的佐藤內閣倒台後再說。法國議會代表團等也提出這樣的請求，周恩來同意了，說戴高樂政府對中國很友好，文物展覽我們可以去，而且要去就去真的，去複制品沒什麽意思。
（1973年8月13日，周恩來總理致信余湛、王冶秋，提出出國文物展覽可設想兩個方案的意見。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提供）
王冶秋還說，要把展覽搞好，駁斥帝國主義分子汙蔑中國人破壞文物的謬論。有人提出應向外國人收門票費，王冶秋說，我們這次是“文物外交”，要從政治角度考慮，不收門票費。
爲籌備這次展覽，從全國各地調來文物精品和文博界的精兵強將。下放甘肅的“摘帽右派”、古建專家傅熹年也被借調回京協助畫圖。
他記得，自己花力氣最大的是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外觀複原渲染圖。畫正式的大圖前，他先畫了四幅小稿，分別是萬裏無雲、藍天白雲、陰天多雲和烏雲密布四種不同的天氣場景，讓領導挑選。他擔心如果把古代建築畫得太好看了，會有宣傳封建的嫌疑，因此向領導建議的是“重晦”（烏雲密布）那張。領導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膽子也太小了，咱們是給外國人看，當然要讓他們看我們光明的、最好的一面。這樣一來，最終選擇了藍天白雲那一幅。
展覽第一站爲法國，第二站爲英國，共有文物493件、複制品27件、輔助展品135件。考慮到是去西方國家展覽，挑選的標准偏重于藝術性。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劉勝和王後窦绾的金縷玉衣和甘肅武威雷台漢墓剛出土不久的“馬踏飛燕”等。
（在英國展出的中國出土文物“馬踏飛燕”。）
外經貿部部長方毅、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余湛以及周恩來總理的秘書吳慶彤對展覽作了最後的審查。大家提出，要去就要准備有損失，但是要盡量讓英法政府多承擔安全責任。
英法兩國與中國達成政府間協議後，都由民間組織出面承辦，法方爲法國藝術行動委員會，英方爲中國展覽委員會。兩國都派出專家來京看展品、談協議。
看展品時，曾任法國駐中國使館文化參贊的專家埃利塞夫對河南出土的一件商代青釉大口尊提出了異議。他認爲瓷器應爲瓷胎，具有一定透明度、不吸水，因此認爲這不是瓷器而是陶器，中方專家宿白、史樹青和耿寶昌等與之爭執不下。最後還是郭沫若想出一個新的概念，說這是“原始瓷”，埃利塞夫也認可了這個說法。
1973年4月的一天，耿寶昌正在忙于文物裝運工作，突然被王冶秋找去談話，讓他收拾一下，明天就隨運送文物的英國專機出發，先去法國（英法兩家是交叉運輸的）。王冶秋還送了他四個字：人在物在。
5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首站在巴黎市美術館小宮殿開幕。就在開幕式前，代表團成員宿白突然發現，展場裏及圖錄上的中國地圖是以麥克馬洪線爲中印邊界的。中方立刻交涉，提出如果不撤下地圖今天就不開門，雙方僵持了很久，最後法方作出了讓步。
（1973年5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在第一展地法國巴黎開幕。）
展覽持續了4個月，觀衆達36.5萬。展覽結束後，耿寶昌等3名隨展組成員由法赴英，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開始了第二站展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首相希思都參觀了展覽。
（1973年11月8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中國駐英國大使宋之光等陪同下參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
之後展品又轉道北美，赴加拿大和美國展出。在美國的展覽曆時8個多月，觀衆達180萬人，是這輪展覽中規模最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分爲兩套展品，一套赴歐美，另一套在中日恢複邦交後赴日本展出。整個展覽輾轉15個國家和地區，一直持續到1978年。
“錢多到自己都覺得有點可笑”
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大潮湧來，“舉國體制”的文物外交模式難以爲繼了。
1979年，國家文物局向國務院打了一個請示報告。報告說，出國文物展觀衆不完全統計達八百萬人次以上，在對外宣傳和發展友好關系上起了積極作用，但花費也很大，籌備一次展覽一般需要人民幣四五萬元，如要承擔國際運費，則要三四十萬元。報告建議，今後應以組織收費的出國文物展爲主，以適應國家現代化的需要，爲國家賺取外彙。
報告經胡耀邦批示後，國務院批複同意。“出國文物展覽工作室”改爲“中國對外文物展覽公司”，此後機構幾經變動，1992年改名爲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也即現名（以下簡稱爲“交流中心”）。
楊陽和趙古山1982年、1985年分別從北大考古系畢業，來到這個“牆外開花牆外香”的單位工作。
辦公地點在故宮武英殿。趙古山記得，到後的第一項工作是拔草。磚縫裏長滿野草，那時單位人少，每人包一片地，下一場雨就要拔一次草，准確說是用一種小鐮刀割草。“太累了，痛苦的記憶！我不去考古所就是因爲蹲不下去，結果到了這還得蹲著割草，而且特別曬。”
籌辦一個外展，首先要將文物從全國調運到北京。早期包裝材料奇缺，文物部門經費又少，各地送文物來京時只能因陋就簡，就地取材，有用棉花紙的，甚至有用衛生紙和毛巾被的。金縷玉衣拆成了好幾部分，分別用毛巾被包著，工作人員有的扛身子有的扛胳膊腿兒送來。縣博物館條件更差，有的就用稻草包。
那時沒有叉車等運輸工具，有的大型文物裝箱後重達200多公斤，只能在下面墊上鋼管，滾一段，再把鋼管往前移。兵馬俑一匹陶馬加上外箱重達600多公斤，8個人都擡不動，只能把外箱拆了，只剩一匹馬再加上固定陶馬的架子，400來公斤，8個人就能擡了。這個過程吃力又危險。
文物展覽必須服從于外交大局。出國辦展時，要向當地中國大使館彙報工作。
1986年，楊陽去加拿大蒙特利爾參加了“華夏瑰寶展”的隨展工作，代表團團長是時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余湛。彙報必須在大使館的保密室裏進行，展覽內容本身並不一定涉密，但使館跟國內有電報往來，如果內容被竊聽，電報密碼就有可能遭破譯。
1988年7月，趙古山第一次出國，去日本參加“敦煌·西夏王國展”。展覽是日方策劃的，爲的是配合當時在日本熱播的、根據井上靖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敦煌》。
八九十年代，日本一直是舉辦中國文物展最活躍的國家。日本的策展機制與衆不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新聞機構的文化事業部。他們籌到款項後，找一家博物館承辦，找一位學者策劃，找一家運輸公司承運，找一個保險公司承保，然後來找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對接。
雙方談妥後，由國家文物局出具介紹信，交流中心工作人員陪同日本客戶去甘肅、內蒙古、甯夏等地博物館挑選西夏時期的文物。
那時，地方博物館的積極性都很高，一是有預算外借展費收入（通常是與交流中心二八分賬，地方占八），二是有機會派出隨展人員出國。
趙古山回憶，那次去日本辦展是“廣場協議”簽訂之後日本最有錢的時候，“錢多到日本人自己都覺得有點可笑”。展覽門票爲1000日元，約合人民幣60元，比他一個月的工資還多，但日本人非常踴躍，排隊買票看展。
“我覺得那時候日本人的心態是俯視我們的。”趙古山說。但不能不承認，日本人做事非常認真，設備更是非常先進。那時候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之大，給他的震撼是巨大的。
他感歎，文物交流中心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産物，在中國還沒有全面對外開放的時候已經率先跟國外打交道了。
那時中方不知道如何上保險，如何跟外方簽協議，早期跟外方的協定都是由外方上保險，如果損壞由保險公司賠償。中心原來與國內博物館之間的文物點交也很簡單，簽個字就可以了。而與外方之間點交文物，文物的現狀、有無裂紋和磨損、是否維修過等等，都要詳細記錄。
趙古山說，他們在辦外展的過程中邊幹邊學，學到手之後再運用于國內流程中，相當于把相關博物館和運輸部門都“培訓”了一遍。然後，隨著改革開放，各省都單幹起來，專門的文物運輸公司也成立起來。
（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的資料冊，通過圖片直觀地總結了文物包裝的方法、流程和要求。）
“所謂‘教會徒弟餓死師傅’，這些變化，我都是親曆者。”現爲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的趙古山笑說。
三星堆博物館的應運而生
三星堆博物館就是在文物外展中發展起來的一個大贏家。
1993年春節過後，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趙殿增例行去國家文物局彙報。國家文物局外事處副處長王立梅告訴他，有個事需要四川參與、支持。
當時中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5個申辦城市要在國際奧委會所在地瑞士洛桑舉辦一個文物展。中國挑選了9件文物，其中包括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銅縱目面具。
經爭取，趙殿增得以作爲隨展組人員第一次走出國門。這也是三星堆文物第一次出國展覽。文物由北京來的專門文物包裝運輸團隊全程負責，考古所只需當面點交即可。
展覽于1993年6月在瑞士洛桑新落成的奧林匹克博物館舉辦。中國參展文物包括乾隆龍袍、明代皇後鳳冠、中山靖王王後窦绾的金縷玉衣等，都是頂級國寶。趙殿增感歎，中國那次真是拼了。
趙殿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出國後人的見識真的不一樣了。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奧林匹克博物館完全是現代化博物館，但又是開放自由的。就像盧浮宮裏的雕塑一樣，文物擺放在那裏，沒有玻璃遮擋，參觀的人好像可以融進文物裏。
從那之後，歐洲各國頻頻與中方聯系，要求三星堆珍寶赴歐洲展出，三星堆名聲大噪。
三星堆博物館創始館長肖先進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1990年時他任四川省廣漢市文化旅遊局長，爲了籌建三星堆博物館，多次去北京跑部委，爭取建館資金。當時國家財政困難，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告訴他，國家文物局一年最多只能撥款10萬元。而這對于建館所需資金無異于杯水車薪。
文物局錢少，但是張德勤思想解放。當時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報告還未出，按規定文物是不可出國展覽的，張德勤卻破例牽線搭橋，1995年日本朝日新聞社前來四川省文物局接洽。
根據協議，日方支付四川省文物局1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800萬元），全部用于三星堆博物館建設。肖先進說，當時四川到處籌措資金只籌到200來萬元，這筆資金給了他們很大的底氣和信心。
沒想到，展覽前卻發生了一件大事故。日方團隊來四川考古研究所給展出文物拍照，在拍攝一級文物“大玉璋”時，攝影師翻面時不慎將之摔破。
時任四川文物局局長梁旭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晚他緊急向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1996年接任）彙報，初步確定索賠3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00多萬元）。
朝日新聞社副社長專程趕來成都。雙方最後達成協議，日方賠償3000萬日元，還向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贈送了兩台汽車用于野外考古。賠償的資金全部用于三星堆博物館建設。
時隔一天，考古所文物修複技師楊曉邬便用環氧樹脂將玉璋修複了。
1998年4月至12月，“中國5000年之謎——神奇的面具王國”巡回展覽先後在東京、京都、廣島和福岡開幕。這是三星堆規模最大的一次海外展覽，展出了200余件文物，包括2號神樹、大立人、金杖、金面具等。觀衆達32萬余人，平成天皇夫婦也參觀了展覽。
這期間，梁旭仲等慕名前往京都的文物保護研究所考察，後與之簽訂了合作協議。
他說，文物外展給了文博從業者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過去文物展覽只有“死”文物，到國外發現幾乎每個博物館都賣文創産品，以挖掘文物的附加值。從那以後，四川省博物館就有以三星堆文物爲主題的“搖錢樹”擺件售賣了，算是最早的文創産品。
此外，隨展人員每天除吃住行之外還有50美元補貼，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收入了。90年代實行房改，買一套福利房需要幾千塊錢，很多人拿不出來，出去一個月這錢就有了。
1999年3月，三星堆文物又赴台灣展出。展覽以“三星堆傳奇——華夏古文明的探索”爲主題，這是祖國大陸文物首次在台北故宮博院展出。
連戰、馬英九、許倬雲等出席了開幕式。按照規定，有台灣官員出席的場合大陸人員需要回避，因此後來想找開幕式的照片，一時竟沒能找到。
梁旭仲說，這次展覽客觀上宣傳了“一國兩制”。以前的外宣可能比較生硬，但是文物不同，它生動、具體，容易打動觀衆，能拉近兩岸的距離。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也說：“想不到這次文物大展，爲台灣大衆帶來如此豐厚的文化餐宴。”
（2000年，“中國國寶展”及“世界四大文明系列展——中國文明展”在日本展出。展覽工作組在日本點交“中國國寶展”文物。）
一次標杆性大展
1998年先後在美國和西班牙舉行的“中華五千年文明藝術展”，可謂90年代外展高潮中一次標杆性展覽。
1995年，美國所羅門·古根海姆博物館館長托馬斯·克倫斯訪華，正式向中國文化部提出在紐約舉辦中國古代和現代藝術展的請求。這年3月，中方派出談判組，赴紐約與古根海姆博物館協商談判。
古根海姆博物館是現代藝術館，館內沒有研究古代藝術的專家，因此特別邀請了資深亞洲藝術學者、美國克裏夫蘭藝術博物館原館長李雪曼擔任展覽顧問。
在談判桌上，時任國家文物局外事處副處長的王立梅第一次見到了這位大名鼎鼎的漢學家。她注意到，其他參加談判的美國人對他都是恭敬有加。
李雪曼首先介紹了自己的方案。展覽采取對比的方式，一邊是商代帝王的用品，一邊是奴隸的用具；一邊是周王的青銅器，一邊是平民的普通陶器。宮廷繪畫和民間作品也交叉展出。
聽著這個方案，王立梅覺得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憶苦思甜，而且有一半展品是沒有什麽藝術價值的生活用品，肯定會成爲缺乏亮點的平庸展覽。
就在前一年，台灣“中華瑰寶展”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館和華盛頓國家美術館開展，展出了台北故宮收藏的450件文物，其中僅宋元繪畫就有150多件。台灣當局還出資300萬美元資助這次展出。
擺在談判組面前的是，如果大陸策劃的這次展覽不如台灣的影響大，那不僅是展覽的失敗，更是政治上的失誤。因此，王立梅一邊聽一邊想著如何駁倒對方，而且要讓他們心服口服。
她抓住李雪曼不了解中國出土文物的特點開始發言。她說，中國文明史好比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李先生這個方案只能代表局部枝葉，對全面展示中國藝術是很不夠的。而且這次展覽一定要不同于近在咫尺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華瑰寶展”，要凸顯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也就是突出近年來的出土文物，這也是台灣展覽的短板。
她一口氣講了40多分鍾，對方聽得頻頻點頭，連李雪曼也表示這個想法很好，自己的方案確實需要改進。最終，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見，據此提出了展品初選目錄。
國家文物局組織了由頂級專家組成的顧問小組，對初選目錄進行了嚴格審核。
美方提出要河北戰國中山王墓出土的“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方案”。這件文物造型奇特，巧奪天工，但它做工實在太精細了，極容易損壞，因此中方將它從目錄中撤了下來。
李雪曼對中國古代繪畫情有獨鍾，開列了宋人摹閻立本《步辇圖》卷、五代顧闳中《韓熙載夜宴圖》卷等名家作品。當時規定凡屬孤品的一級文物以及宋元以前書畫不能出國展出，但是考慮到台灣赴美展中有150多件宋元作品，因此報經國務院批准後，決定提供五幅宋元繪畫以及多幅明清書畫參展。這是中方在外展中第一次借展宋元繪畫。
最後確定的展品目錄總數爲250件，一級品達50％。外展文物數量超過120件，一級品超過20％，文物局要上報國務院。最後，由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鐵映和錢其琛五位領導人作了批示。
展覽分爲古代和現當代兩部分，當時剛提爲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的楊陽擔任了第一隨展組（古代部分）組長。
展品來自全國12個省市。楊陽等參考台灣赴美展的保險估價，並與國際市場上的中國文物價格進行比較後，大幅度提高了各省的保險估價。有一件元代開光镂空釉裏紅青花蓋罐，全世界一共只有兩件，估價800萬美元，當時已經是天價了。
最後展品的總保險估價定爲3億美元，是有史以來中國文物外展保險估價最高的一次。因爲保險估價太高，美方向國會下屬的藝術品委員會申請了政府擔保。
1998年2月4日，“中華五千年文明藝術展”在紐約正式開幕。文化部部長劉忠德、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開幕式，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和美國政界要員也參加了開幕活動。由于要求參加的名流太多，僅開幕活動就舉辦了三天。
開幕當天，古根海姆博物館布置得美輪美奂。大廳四面垂挂著青、白、黑、紅四個中文條幅，上面用草書寫著曹植《神龜賦》中的四句：“蒼龍虬于東嶽，白虎嘯于西岡，玄武集于寒門，朱雀棲于南鄉。”每張桌子中間都擺著一個碩大的花瓶，裏面插著西府海棠，春意盎然。中國古代藝術品陳列在每層展廳和螺旋走廊上，在精心布置的背景和燈光下顯得神秘而華美，蕩漾著一種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
展覽持續了4個月，參觀人數達45萬人次，超過了台灣“中華瑰寶展”4個月在紐約的參觀人數。正如美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所說，1998年中美文化交流有兩大熱點，在中國是放映美國大片《泰坦尼克號》，在美國是舉辦中國五千年文明展。
展覽于6月閉幕，成爲克林頓訪華的預熱。當月，克林頓率領1200人的龐大代表團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對江澤民1997年訪美的回訪，標志著中美關系走出了低谷。白岩松充滿希望地評論：對于中美這兩個國家來說，面對面永遠要好過背對背。
隨後，展品又赴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海外分館展出，同樣取得成功。文物在當年秋天毫發無損地回到北京，取得了兩個一百萬的成績：觀衆突破100萬人次，收入突破100萬美元。
（1998年6月18日至10月22日，“中華五千年文明藝術展”在西班牙畢爾巴鄂市海外分館舉行。圖爲展覽圖錄。）
由于這次展覽的轟動效應，美國各地博物館紛紛提出舉辦中國文物展的申請。1999年至2005年間，中國在美國各地舉辦了“中國考古黃金時代展”“中國古代青銅樂器展”“千古遺珍——四川三星堆文物展”“絲綢之路展”“西藏珍寶展”“走向盛唐展”等一系列展覽。
王立梅說，一個成功的文物展有這樣的影響力是人們始料未及的，國內有關領導也更加認識到文物展在外宣中的巨大潛力，對此更加重視了。
文物安全與外展規範
文物安全問題一向是外展的重中之重。楊陽說，他提爲交流中心副主任的時候，國家文物局黨組開會讓他去表態，他說就八個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盡管如此，文物還是不可能完全避免出問題。
1983年在澳大利亞舉辦“中國秦代兵馬俑展”時，由于澳方工作人員擅自將原來的平放陳列改成立體陳列，支撐的釘子滑動，秦代青銅劍從25厘米的高度掉下來，斷裂成了兩截。
國家文物局派王立梅和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于堅去澳大利亞解決文物賠償問題。談判開始，澳內政部官員先聲奪人，說這把秦青銅劍是修複過再斷裂的，否則兩千多年的青銅劍怎麽可能保存得這麽好？提出要用X光檢測。
王立梅等來前已做了充分准備，調看了這把青銅劍的原始材料。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青銅劍一共六把，都是完好無缺的，且都是秦代軍隊實際使用的兵器，並不是陪葬用的冥器。因此中方同意用X光測試。
第二天，澳方實驗室給出了測試圖樣。測試清楚地表明，青銅劍上只有這一處斷痕，系澳方全責無疑。
這把青銅劍的估價是200萬人民幣，但屬于可以修複，按協議可修複文物的賠償不超過估價的50％。王立梅等出發之前，有關領導從兩國友好關系出發，提出賠償不低于15％就可以接受。經過談判，澳方最終同意向中方賠償25％，即50萬人民幣。
如果說這次事故責任全在于外方，那1996年在克羅地亞薩格勒布舉辦的“中國絲綢之路展”的事故責任就沒那麽容易分清了。
1997年2月文物運回北京後，點交文物時，發現一件唐三彩駱駝的四條腿斷裂了。這四條腿全都是從原修複粘接處斷裂的，說明在運輸途中受到了震動。檢查包裝箱後發現，主要原因是包裝不當。這次展覽的承運商是德國漢森，但文物的包裝是我方人員負責的。
爲了加強文物包裝工作，當年在北京召開全國文物外事工作會議時，國家文物局專門邀請專家進行了現場文物包裝示範。
專家分別包裝了幾件有耳有角、不規則的文物。他們用綿紙、海綿將文物層層包裹起來，裝進量體裁衣定做的木箱。木箱四周墊有海綿，與文物嚴絲合縫。最後再將箱子放進同樣墊有海綿的外包裝箱，內外兩個箱子合成一體。這樣的包裝，就是遇到較大的震動也不會使文物破損。
擔任演示的其中一位專家來自湯毅嵩創建的專業文物包裝運輸公司——華協國際珍品貨運服務有限公司。
湯毅嵩原是國家計委下屬華輝國際工程服務公司副總經理。1990年公司承擔了將上海曆史博物館的一個佛頭石雕像運到西班牙的任務，他開始意識到，文物運輸行業在中國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在他的力推下，當年公司專門成立了文物運輸部。
但業務開展並不順利。出于文物安全考慮，外方博物館常指定國際知名文物運輸公司承運，起碼得是“國際藝術品運輸協會”的會員公司，而要取得會員資格，殊非易事。
爲了便于申請協會資質，1996年湯毅嵩發起成立了華協國際珍品貨運服務有限公司。當時國家開始大力扶持文化産業，國家計委當作特殊項目批准了華協的成立。公司挂靠在對外經貿部下面，名稱被批准可以帶“華”字。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裏，華協是中國唯一一家專業的文物和藝術品運輸公司。
公司成立後，湯毅嵩組織人員去德國、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參加協會理事公司的培訓。培訓費約爲每人1000美元，食宿交通自理。
湯毅嵩自己參加了美國masterpiece公司的培訓。“不讓你上手包裝，只能給人搬材料，打雜，幹‘苦力活’，邊幹邊學。”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這期間，他第一次見到了無酸紙。無酸紙不含酸性成分，包青銅器不會對脆弱的文物表面造成腐蝕。他還見識了各種專用機械設備：可以向各個方向伸展的機械手、搭載超薄而穩固鋼板的運輸設備、能控溫控濕的庫房等等。
相比運輸，文物的包裝是更核心的技術。不少發達國家都有藝術品運輸公司，但在包裝上基本是德國漢森和日本日通的天下。
德、日的包裝技術各擅勝場。歐洲文物以油畫、雕塑爲主，體積較大，整體較爲堅硬，因此德國公司主要采取“立式包裝”，如何找准文物受力點、給予文物結構上的支撐保護是其核心技術。日本有很多與中國類似的文物，如木質佛造像、瓷器、玉器等，皆精巧脆弱。湯毅嵩等人從日本公司學到的主要技術是“纏繞”。
交足了學費後，湯毅嵩的團隊逐漸研究出了一整套“中西結合”的包裝運輸辦法。
故宮文物中有一些精巧細致的珠寶盆景，金子做的花枝顫顫巍巍，需要將一種特定宣紙揉成小紙團，填充到包裝盒的空隙中。
青銅器乍看很結實，實際上十分脆弱，很多青銅器表層已風化，甚至薄到透光，稍微用力就會脫落。加之我國不少青銅器是六七十年代的出土文物，出土後修複使用的粘接材料比較落後，也給文物搬運帶來困難。運輸時要注意將青銅馬的頭部朝向機頭，以減少飛機顛簸造成的損傷。
1998年，華協公司終于成爲“國際藝術品運輸協會”會員。一開始有的主辦方不願給業務，他們就運用體制優勢，“強行拼命搶過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逐漸在市場上立住了腳，在很多國家建立了代理。
1998年的三星堆文物赴日展也是華協承運的。神樹的包裝是最見功夫的。他們在楊曉邬的全程指導下，將2號神樹從修複處拆成兩段，在其精巧的枝葉上塞填充物，整體用無酸紙纏繞後立式裝箱，在特定位置再加強箱內固定。
湯毅嵩說，公司從成立起就開始與保險公司談文物和藝術品的保險條款。沒有成法可依，每次投保都屬于“特事特辦”。到2000年以後，才基本談出了一些固定條款，但到現在還不算完善。
2001年7月，中國首個《出國（境）文物展品包裝工作規範》國家標准發布。湯毅嵩是這個工作規範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他直言，該標准有很大進步，不過可完善空間還很大。他說，物流行業管理協會主管大宗貨物，工商局認爲文物移動屬文物系統的管理範疇，而文物系統則認爲文物運輸應歸在運輸體系裏管理，因此文物移動行業成了“三不管”地界，各公司之間時常低價競爭，“還講什麽規矩呢”。
90年代是文物外展蓬勃發展的時代，也是亂象叢生的時代。
王立梅說，當時各地辦出國文展的積極性都很高，通常是外方直接去地方談展覽，談好後報國家文物局批准。地方爲了辦外展都願意把好東西拿出來，對外方往往有求必應，有時甚至可能突破底線，例如把一級文物報成二級文物以規避管理。
國家文物局多次組織專家討論後，于2002年1月印發《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以前曾出國展覽的河北中山靖王劉勝金縷玉衣、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方案，三星堆的青銅神樹、大玉璋等64件（組）珍貴文物都在這個名單上，被永久性禁止出國了。
2012年、2013年又先後頒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文物外展的規則逐漸成熟。
（50年來，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在近60個國家和地區舉辦了約300個文物展覽，圖爲其中部分參展地點。）
文物外交新局待破
楊陽回憶，起初規定地方不能跨省籌辦出境展，兩個省以上的要通過文物交流中心。90年代亂了，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禮崩樂壞”。
2004年，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在一度並入中國曆史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的前身）後重建，楊陽參與主持了重建工作。他提了兩點要求：第一，凡是跨省合辦的展覽由交流中心負責籌辦；第二，全國外展申報材料須由交流中心初審。
但這兩條都沒有堅持多久。上海、陝西等文物大省相繼成立了文物交流中心，文物外展市場逐漸放開。
而更大的變化是，“入境展”的風頭開始蓋過“出境展”。
趙古山回憶，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始，中國開始舉辦外國文物來華展。到2016年前後，來華展逐漸占據了C位。因爲老百姓有錢了，博物館也有一部分經費可以引進國外展覽，因此國內需求旺盛，逐漸形成了一個文化“入超”。
今年已是趙古山在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工作的第36個年頭。他看著這裏從國家全額撥款單位，變成差補單位，再到自收自支單位，現在的要求則是回歸“公益二類”，即國家撥基本經費，自己再通過經營去補足其余部分。
現在已是交流中心副主任的趙古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改革開放這麽多年，國外對中國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了，一些人對中國還存有很多偏見，一些學者對中國的“斷代工程”“中華文物探源工程”等說三道四，缺乏動力邀請中國去辦展。另外現在國外經濟普遍不景氣，也沒這部分經費邀請中國去辦展，而國內財政也在收緊，因此交流中心現在面臨很大的困難。
2019年，爲配合“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交流中心和國博共同承辦了“大美亞細亞——亞洲文明展”。“很多國家都提出很高的籌展費要價，還要人員隨展等等，跟我們當年是一樣的。現在翻過來了。這都可以理解。”趙古山說。
交流中心跟國外大博物院依然保持著長期合作，如每隔4年去東京國立博物館、每隔6年去大英博物館、每隔7年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辦一次展覽。對方也給籌展費，跟30年前給的錢一樣，都是300萬人民幣左右。“我那時的工資才50多，現在都1萬多了。”趙古山感歎。
他覺得，現在最需要的是有人踏踏實實靜下心來，把最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向國外展示，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和優秀傳統文化。而現在還有些像小農經濟似的，一家一戶形不成品牌和拳頭産品。
（“大三國志展”于2008年赴日展出。）
楊陽說，幹文物交流這行，應該秉持友好立場。任何文明要互鑒，你對人家要有一種友好的意識，要少說難聽話，相罵、打架甚至絕交了，還做什麽文物交流呢？
楊陽記得，紐約大都會博物館2010年策劃辦一個元代文物展，原本起的名字叫“蒙元大展”。他陪美方策展人去拜訪宿白，宿白說，“蒙元大展”這個名字不能起，蒙元帝國版圖橫跨歐亞，這個名字在國際上用不合適。美方提出改名爲“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宿白說也不行，忽必烈也可能被當作侵略者形象，再加上“世界”，更加不妥。後來展覽在國家文物局報批時，名字叫“元代藝術展”。但展覽時美方使用的英文名稱依然帶上了“忽必烈”，現在稱那次展覽一般叫“忽必烈的時代——中國元代藝術展”。
去年，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與法國一家博物館協商舉辦一個展覽，起名叫“成吉思汗展”。楊陽當時提出，這名字肯定不行，因爲成吉思汗的名字在國外比較敏感，尤其現在中國崛起，這方面就更要注意。
湯毅嵩說，華協的業務從2005年到2015年逐漸上升，在2015年達到峰值，之後受國際經濟影響回落。近六七年來，海外市場萎縮，傳統文物外展模式少了，甚至還有中方出錢去國外辦展的情況。而在來華展方面，引進一個文物展往往也不如引進一個當代藝術展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
但他依然十分看好未來的文物展覽市場。他感到，本屆政府對文物的重視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候。他相信，在現在的國際關系形勢下，文物展覽未來一定還會發展，因爲文物交流始終是最感染人的，就像50年前中國用“文物外交”感染世界民衆一樣。
王立梅也相信，文物交流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代替不了的。
1982年她第一次出國，去比利時參加“中國古代藝術珍寶展”隨展工作。一天湧進來一群小學生，老師在紙上畫出兵馬俑的輪廓，讓孩子們繪出心目中的圖案，有的孩子畫了幾朵小花，有的畫了一只小牛，老師隨即請王立梅爲大家解釋兵馬俑的來曆和其上的圖案。她覺得，這特殊的一課多少會留在這些孩子們心底，他們知道中華民族創造了這麽豐富燦爛的古代文明，最起碼知道這個民族是愛好和平的，就不會輕易敵視中國。
她退休後擔任世界藝術館館長，思考得最多的也是如何將更多的人尤其是孩子們吸引進博物館，看世界藝術精粹。她說，要讓孩子們從小就接觸、吸收世界多元文化，因爲，是文化決定我們的眼界與思想，這是一種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