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南方周末
核心提示：“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鐵腕”，朱镕基對上海506名局級幹部說。受到朱镕基訓斥的幹部越來越多。因爲他們發現，這個新市長了解的情況比這些部門主管還多，弄得他們很緊張。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講話
市民的火氣
上海普通百姓更關注的是官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風。
在一封信中一位市民這樣寫道，“機關作風拖拉是致命傷。現在我們工作中，設想都很好。但這些設想誰去實現？爲什麽都不落實？檢查時也不知是誰的責任。這樣長期下去，難免惡性循環。”
一位政府官員形容當時上海的社會現狀是“市民火氣很大”。
1988年4月30日晚，上海電視台播出了朱镕基當選上海市市長之後的第一次講話，在熒屏上，朱镕基說，解決上海的問題“會白頭發很多”，在講話中，他提得最多的還是政府的“高效廉潔”。
朱镕基說：“我有缺點，缺點就是對幹部批評太嚴厲。”朱镕基的電視講話播出後，在市民當中立即引起了強烈反響，市長辦公室每天收到市民直接寫給朱镕基市長的信達140封以上。
上海媒體曾經公布了部分信件的內容，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出，朱镕基的這次公開講話贏得了不少市民的信任。
一位市民說，“上海急需建立一種信任感。我看了您還未當市長時的一次亮相，一次包括您的經曆的‘立體演說’。我感覺效果特好。”
一個中學生說，“新當選的上海市長，你說話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
要是我是代表，我也會選你一票……”
但上海市民更實際，他們看多了誇誇其談式的幹部，也習慣性地保持著“警惕”。他們寫信給朱镕基：“不是我打消您的士氣，刹住吃喝風、受禮風，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您能扭轉這種場面嗎？您能重新恢複上海蓬勃向上的面目嗎？”
放權力，明職責
上海話中，朱镕基的名字發音與“雄雞”相同，有上海市民小聲議論，看看新市長怎樣“雄雞一唱天下聞”。
朱镕基透露過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設想：“市政府要下放權力。光靠一個市長，幾個副市長是管不好城市的。我希望12個區的區長，能成爲12個‘市長’。”
張正奎，徐彙區原區長，回憶起十幾年前與朱镕基共事時的往事：朱镕基決定改革上海的市政府一級管理體制，市級部門委辦局的權力要下放，實行兩級管理，市管大的，區管小的。
當時，徐彙區集中了市政府各部委辦局許多機構和宿舍，官員們意見最大、最多的便是居住環境衛生狀況差。也因爲這個原因，每次市裏開會時，張正奎總是不願早去。
在一次會議上，朱镕基對張正奎說，“老張，市政府門口的兩條路就在你徐彙區，你能不能將那裏先弄幹淨？”
張正奎發牢騷：“這可不只是區裏該管的事情啊，按理應該市容局分管。但徐彙區54平方公裏，要一個地方管，實在管不過來。老百姓區長市長一塊罵。要把管理權下分。”
市容局表示原則上同意，但不同意將垃圾車下放到區裏。
設備不下放，治理幾乎是一句空話，張正奎極力爭取。這次，市容局表示堅決不同意，理由是：“設備到了街道，沒有幾天就要被搞壞。”
兩方爭執不下，朱镕基笑著插話：“能不能先試幾個街道？張正奎有勇氣，就讓他試一下，一個區亂不了上海。”
通過這次放權後，徐彙區的環境質量果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由簡單到複雜，朱镕基一步步地推行著政府的兩級分權。行政和社會事務，市分權給區；經濟上，委辦局分權給企業，政企分開。
財權下放
楊浦區委書記顧燈曾向市政府抱怨：區級以下醫院的工作責任在區，但連街道醫院的危房翻建卻要市裏審批；零星危房改造的任務在區，新建5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要市裏層層轉批……
其結果，想做一件好事要磨上兩三年嘴皮，甚至更長。更令人沮喪的是，有時從區長到有關工作人員爲一個建設項目忙碌一年半載，做好了各種准備，市裏一個聯絡員只要說個不字，便竹籃打水一場空。
買醋的錢不能買醬油，買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這是對當時上海市區兩級政府在財政上的關系最貼切不過的比喻。
1988年，上海市終于向中央爭取到一定的自主政策：全市每年上繳中央財政105個億，其余的歸自己。
朱镕基借這個機會，不失時機地將財權下放，並給了各區四句話，“核定收支，包幹上交，增收分成，一定五年。”
以徐彙區爲例，核定的財政收入是2.1億，交1.5億，區裏留6000萬，超過部分二八分成，區裏可以拿大頭。
在這種政策激勵下，各區的工作積極性大大提高。當年，徐彙區財政收入超了2000萬，按政策區裏可以拿到1600萬。
可這筆錢怎麽花？張正奎不敢自作主張，就向朱市長請示。
朱镕基手一揮說，“這個我不管，但一不要發獎金，二不許蓋辦公樓。”
張正奎就此定出了四條政策：第一，給企業放權，免去一些財政任務，讓企業喘口氣，有能力擴大再生産。第二，將錢用于基礎教育，教育支出一下子增長了34%，穩定住了教師隊伍。第三，投入城市養護。第四，把一部分錢給了急需用錢的街道辦事處。
後來，朱镕基到徐彙區視察時聽取了張正奎的有關彙報後說，“你們區裏的錢比市裏用得好，知道怎麽花，刀刃在哪，我給市裏一些部門的錢就不知道哪裏去了。”
1988年的上海本是多事之秋，在面臨巨大困難的情況下，因爲采取了得力的財政和公共政策，當年上海全市國民生産總值仍完成61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國民收入完成533億元，比上年增長10.8%。
從嚴執政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一次會上動情地提到了3000多封寫給他的人民來信，並送給參會的正局級幹部三句話：一、要解放思想，投身實踐，做敢冒風險的改革者；二、要爲政清廉，辦事高效，做問心無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權力，深入基層，加強監督，善于協調，做解決實際問題的能手。
他說：“局級以上的幹部如果做不到，怎麽去要求處一級幹部，要求一般的工作人員？只要我能做到，我相信局級以上的幹部也一定能做到。”
在朱镕基的提議下，上海市實施了建國以來一次從未有過的人事任免制度的改革。60位委辦局主任、局長的任命由他親自提名，並在市人大常委會上通過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
之後，這些局長還要接受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當面質詢，並由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得到任命的局長們詢問上任後的施政方略，認可後再頌發任命書。
此舉切斷了許多“混混幹部”的得過且過，屍位素餐的“等、靠、要”幻想。
鐵腕治吏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局長們很快就領教到了朱镕基的嚴厲。
上海的一位中高級幹部回憶說，“在朱镕基擔任上海市市長期間，沒被他訓斥過的中層幹部幾乎沒有幾個。”
在一次會議上，他讓建委的同志彙報一下情況。那位領導可能是沒有准備好，一時語塞。
“你給我走，回去准備，下次再來。”朱镕基生氣了。被訓斥的幹部開始覺得這可能是他一時的氣話，戰戰兢兢地打算坐下。
“你坐下幹什麽？！我要你走，回去准備，你這就給我出去！”朱镕基厲聲說道。
在衆人吃驚的表情中，那位大小也是個局級幹部的官員紅著臉離開了會場。
受過朱镕基訓斥的幹部越來越多。因爲他們發現，這個新市長了解的情況比他們這些部門主管還要多，幾個問題一問，如果沒有好好准備，馬腳就露出來了。
這讓官員們對這位市長既佩服，又害怕。官員們起初不適應這種開會氛圍。于是每逢市裏開會，前幾排座位總是空的。參加會議的官員都搶著往會議室後排的椅子上坐，因爲越靠近朱镕基，被他提問的幾率就越大。
在一次會議上，朱镕基說：“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鐵腕。沒有這種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
諸後仁說，雖然朱镕基對下屬的要求很嚴，市政府有些官員很怕他，但區政府的官員不怕，“因爲我們長期在基層工作，與人民群衆接觸較多，關系密切，因而在開會時即使問再多的問題，也不會被問題‘將’住。”
1989年5月份，汛期將至，朱镕基對當時上海的防汛設施十分牽挂。龍華機場邊上有一條機場河，因爲河道兩旁的違章搭建很多，對泄洪的壓力很大。
他打電話給徐彙區區長張正奎，問他能否在汛期前將這些違章建築清理掉。
張正奎說，“有些我可以保證拆掉，但河道上許多倉庫是市裏的委辦局搭建的，我無能爲力。”
“那這些你給我個名單，我來想辦法。”朱镕基說。5月17日，朱镕基帶著市裏相關單位的負責人，來到河邊現場辦公。
朱镕基指著河道上那些違章搭建說，“依法辦事，第一是依法治官。法要管做官的人，法要管有權力的人！河道是公共的河道，誰也沒有權力搭建！”
接著，他讓在場的官員挨個表態，有人當場答應拆除，也有人講困難。
“沒有什麽困難！一個月內，全部拆掉！到6月17日，我再來檢查。”
此時，全國正面臨著非常動蕩的政治形勢，區裏幹部問張正奎，“市長應該不會來檢查了吧？拆除違章建築的事情要不放一放？”
張正奎說，“我知道他的風格，說來就會來的。你們還是繼續弄。”
6月17日，一大早，張正奎就坐在辦公室裏。果然，秘書很快打來電話說，“市長來了！”見到張正奎，朱镕基的第一句話就是，“老張，走！”
在河邊，當看到還有很多違章建築沒有拆除時，朱镕基立即將一些局、辦官員叫過來，嚴加訓斥，“再給你們一個月，不然，撤職！”
雷霆萬鈞！官員哪還敢再說一個“不”字。
重典治亂
1990年，上海一個叫“飄”的酒吧因爲宰客被兩名新加坡客人投訴到了物價局。兩杯威士忌，兩杯檸檬水，一盤哈密瓜，正常的價格25元，老板卻收了他們755元，此外兩名陪酒女郎要了150元小費。
物價局決定酒吧老板退還顧客800元，並對酒吧罰款2000元。此事後來作爲正常的一個工作情況上報給了市裏。
朱镕基看到了這份材料，當即批示：“並告物價、工商、公安局，個體戶和陪酒女郎的處罰太輕了，這樣下去社會風氣好不了，要罰就罰到他下次不敢再犯。”
拿到批示，幾個部門商量怎麽辦。結果這個酒吧停業整頓30天，兩名陪酒女郎行政拘留了15天。如此這番，幾個部門依然不敢怠慢，又聯合多家單位，制定了一個個體酒吧和餐廳的制度，將全市的酒吧和餐廳的老板組織起來，分批辦了學習班。從那以後，上海的酒吧和餐廳的宰客現象得到了根本控制。
做了一年市長後，在一次人大會議上，朱镕基說：去年夏天，上海電冰箱廠著火。我決定免除廠長職務。這下不得了了，議論紛紛。有人說這樣做“太過分”了。火災暴露了工廠管理問題，幾百萬國家財産燒得精光。我不能讓步。現在這個廠的職工很重視安全。要管好上海，不堅決是站不住的。
他自言當市長最大的體會就是：統一思想，從嚴執政。如果和和氣氣，吃吃喝喝，誰也不想得罪，那什麽事也辦不成。現在我們常常抱怨“大氣候”不好，其實，“大氣候”是“小氣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來從嚴治理“小氣候”，“大氣候”就能改變。當前治理整頓需要我們從嚴執政，令出法隨，不能講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必須紮紮實實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沒用。
管住當官的嘴
群衆對官員大吃大喝反映強烈。朱镕基率先制定了“四菜一湯”制，帶頭履行。
一位官員回憶：一次，市裏在虹口區開會，由于參加會議的人員比較多，虹口區的區長就在政府隔壁的賓館裏借了個會議室。朱镕基的車到了區政府的門口，司機問會在哪開，值班的回答說，在隔壁賓館。
朱镕基于是徑直來到了賓館門口，對著迎上來的人說，“回去告訴你們區長，我是來開會的，不是來吃飯的！”然後扭頭就上車打道回府。
這可急壞了那位守在門口的工作人員，忙跑去告訴區長，區長心知市長搞錯了，以爲把他叫到賓館來吃飯了，于是趕緊打電話進行解釋。
“哦，是這樣啊，那是我搞錯了，我向你道歉，馬上回來。”朱镕基接到電話後，這才調頭回來開會。
朱镕基執行“四菜一湯”出了名，鄧偉志回憶：一次在闵行，朱镕基因爲忙，遲遲未來吃晚飯。大師傅已做好了四菜一湯。接待員便讓他回家了。
可朱镕基因吃飯晚了，肚子太餓，四菜一湯沒吃飽，便問：“還有飯嗎？”答：“沒有了。”
朱镕基笑笑：“算了！”
“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
朱镕基曾經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告訴下屬官員：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則明，廉則威。
他爲自己“約法三章”：不題詞，不剪彩，不批條子。數年中，從未有人見其破例(爲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及國家會計學院題詞算是特例)。
朱镕基同時決定向公衆敞開言路，市檢察院及下屬12個區、10個縣建立控告、檢舉貪汙、受賄罪案接待室。市民可以通過電話、信函、口述等方式檢舉官員，只要不是有意誣陷，錯告、控告檢舉失實的，言者無罪。
一時間，各種檢舉信和電話雪片般向有關部門飛去。
一名副縣長，被查明侵占集體財物2500多元，收受外商貴重高級打火機1只、梅花牌手表3只、西服一套，以及有關單位送的高檔禮品；
另一位副縣長在裝飾住房時，利用職權侵占集體財物3000多元；
……
舉報被查實後，那些平日裏耀武揚威的腐敗官員撤職的撤職，入獄的入獄。媒體對此不斷公布，百姓無不拍手稱快。
僅1988年一年，報請查處的委辦局幹部達29名，上海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貪官前往自首的情形。市監察局在次年公布了一組數字：全市各級幹部上交和拒收回扣、酬金共4231人次，金額達58萬余元；上交禮品共有24613人次，折合人民幣達123萬余元；違反規定責令補交、償付費用的585人次，金額16萬余元……通報批評的有52人次，給予行政處分的有400余人。
“給我留一口棺材”
高壓反貪一直在上海持續了多年，其中的壓力很少有人能夠體會到。在1990年的一次會議上，市政府一名領導對吳德讓說，“你們遇到的困難、受到的委屈，黨和政府是理解的。”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直到退休後，這位曾經爲上海的反腐工作不遺余力的幹部依舊深居簡出。
朱镕基曾經多次在不同場合說“給我留一口棺材”。
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鄧偉志說，這說明：朱镕基決心大，破釜沉舟，同時他知道反腐的人沒好下場。在大面積腐敗的情況下，有人反反腐。反腐者有被反掉之可能。
這位在上海多次耳聞目睹了朱镕基所言所行的官員給朱镕基的評價是：
“清官，腐敗分子的閻王爺。”
1989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我們清醒地看到，吃喝受禮，以權謀私的現象依然存在，在群衆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我們決心對腐敗現象作堅決的、不懈的鬥爭！”
全場熱烈鼓掌。
朱镕基接著又說：完善人民群衆的信訪和舉報制度，依靠群衆監督；支持報刊、廣播、電視等大衆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
全場再次熱烈鼓掌。